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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了，她好像小雀衝破了牢籠，毅然離開了家，離開了那舒適的小樓，拋棄了美麗的衣服，穿上粗布灰制服，告別了柔軟的席夢思，睡在了稻草鋪成的地鋪上。一邊啃著窩窩頭，一邊高唱：“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她經受著革命的錘鍊，也接受了後來竟至是痛苦的煎熬。

每次學習和政治運動裡，她都狠命挖掘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劃清和資產階級家庭的界限。為的是使自己脫胎換骨，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她把她知道的父親的一切向組織作了毫無隱瞞的彙報，甚至包括她的猜想和懷疑。在她離開家的數年裡，雖然離家並不遠，但她一直沒有回去。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禁地50（3）

她是那樣地想念母親，可憐的母親，在父親南下杳無音信的十年裡，曾和她相依為命。為了讓她能夠上中學求親靠友，忍受了極大的屈辱，甚至向一些有錢的親友跪下來磕頭求乞。當年吳玉萍離開家時，有病的母親伸出枯黃的手，哭泣著說：“兒啊！你走了要想著娘，你可想著回來看看娘啊！”孃的話深深牽動著她。她有多少個日日夜夜思念著娘啊！多麼想回家看看年老有病的母親啊！她們相依為命，可她卻狠下心沒有回去，只因為要和父親劃清界限。

她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切只不過是她一廂情願。不管她怎樣努力，都沒有人承認她脫胎換骨，或許根本就不存在脫胎換骨。在改造路上經過十年的艱難跋涉，即便是已經成了共產黨員，人家仍然把她視為異端。從1948年到1958年，十年來她像夢一樣只不過走了一個曲曲折折的大怪圈，從起點又回到了起點——從資產階級家的小姐成了資產階級的右派。

右派這頂帽子，曾使她心驚膽戰，痛不欲生，百思不得其解，但現在又不得不面對現實。她曾認為她和父親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會永遠背道而馳，想不到卻殊途同歸，都作為資產階級反動派被改造。這一切是多麼不可思議啊！

只是父親和她之間的鴻溝並沒有消失。別人或許察覺不了也不可能理解，這隻存在於他倆的心底。父親在她面前不像在妹妹們面前那樣說笑自然，顯得很拘謹。這次她回到家裡生孩子時，父親見了她，沒有說一句安慰的話。只是淡淡地問了一句：“把帽子摘掉啦？”就再也沒有別的話。關於父親自己的一切，一句也不向她披露，他的內心仍對她保持著警惕。以致她回來的這些天，父親只從農場回來一夜就走了，以後就再也沒有回家。

這一切該如何解釋？父親認為她是這個家庭的叛逆，領導說她是這個家庭的孝子賢孫。究竟是叛逆，還是孝子賢孫？她成了一個到處不受歡迎的人。這一切為什麼？誰能說得清啊！

快天亮她才睡著了。剛睡著就做了一個夢，夢見白剛回來了，手上卻戴著一副手銬，銬子上還吊著一串叮噹響的鐵鏈。像是戲臺上蘇三起解帶的那種鎖鏈。她說：“這是怎麼了？”心中一驚就急醒了。醒來聽見母親正在廚房裡做早餐，鐵鏟敲得鍋叮噹響。自己便為自己解夢，這是由於聲音的聯想，才使自己做了這個噩夢吧？不會是他真的出了什麼問題吧？但心中仍然十分不安，他沒出事兒，為什麼人不來信也不來呢？到底為什麼？一種不祥的感覺一直籠罩著她，驅也驅不散。

吃過早飯在母親的督促下，上街去走走。雨早已停了，街上的行人來去匆匆。她不由地站在樹下看起這匆匆而過的人群來。步行的急急忙忙，騎腳踏車的飛馳而過，不管奔向哪裡，都是為著一個目的——為了自己家庭的幸福生活。

人人都有一個家，可是她的家在哪裡呢？她曾經視這個城市為自己的城市，為了它的解放，她和他們那些搞地下工作的同志曾經無私地奉獻了自己的青春，有的還奉獻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如今這個城市裡卻沒有了他們的立錐之地。他們前後加入“民青”的一些人多數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了。有些人早已離開了這個城市到外地農場改造去了。

就在這個城市裡，就在這些馬路上，警車日夜呼嘯的黑暗年代裡，她冒著生命危險，接受地下組織交給的任務。她曾乘人不備在大街小巷裡貼傳單，也曾偽裝成農村來的小婦人，坐上叮噹響的白牌環城有軌電車，把那些由市解放委員會署名發出的各種信件投入各個角落的郵筒裡。其中也包括由她起草的，由同志們抄寫的給父親的信，當然也是以市解放委員會的名義發出的。內容是勸他不要跟著國民黨去臺灣，不要心神不安，要安心等待解放，立功贖罪等等。

父親每次接到這種信件時都驚慌失措，悄悄對母親說：“共產黨怎麼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