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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發了慌,忙雙手握槍,一扣扳機,子彈接連發出,“砰、砰、砰”槍放得越緊,那劫匪躥得越歡,等李大麻子打光了子彈,那劫匪也跑了個無影無蹤。
這一下所有的人都呆住了,李大麻子腦子裡更是一片空白。俞漢謀在一旁氣得臉上的青筋直蹦,喝道:“好你個李大麻子,竟敢放走劫匪!軍餉分明就是你派人劫的!來呀,把他給我拉下去斃了!”一聲令下,左右將李大麻子五花大綁拉下去了。
李大麻子被拉到靶場上,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啦,哀求臨死前跟老黑說說話。老黑怯怯地來到李大麻子跟前,李大麻子冷不防飛起一腳,踢在了老黑的襠部,痛得老黑“撲通”一聲坐在地上,哎喲連天。李大麻破口大罵:“都是你小子害了我啊!”
老黑大哭著說:“團長,我、我也是沒辦法呀!我若不在報靶時報你多中幾槍,早就被你搞死了,是、是你自己害了自己啊——”
做狗的選擇
2004年06月28日13:59 作者:林文龍 來源:文匯百花週刊
我一直想當記者,透過關係,畢業前夕我去了一家報社實習,文化版。去之前,關係對我說,主任是他的好友,只要我好好幹,當記者是很容易的事。
我去單位的第一天,主任就給我上了第一課,記者簡單地說就是喉舌,是別人的傳聲筒,你聽話,別人當你是狗;你不聽話,別人當你是瘋狗。我很不平,難道我們就不能當人?主任笑了,這年頭,人不如狗。儘管我很巴結主任,但我還是覺得他太偏激。
主任對我很好,打一棒子給一棗子,訓完我後讓我去領紅包。不知從何時開始,記者招待會要發紅包,主任說他早就過了在乎這點小錢的時候,而這樣的機會報社有很多,所以就便宜了我這樣的實習生。領紅包的行話是取資料,老記都是領了紅包就走,而我,還要老實地當一會兒聽眾,然後混一頓飯吃。領完了紅包,我本來可以若無其事,每天一如既往上下班,但我想給主任一個忠誠老實的印象,就打電話告訴他我領了紅包,請示他如何處理。本來我的想法是,領紅包事件主任心知肚明,我要得了好處不說,顯得不厚道,而要我直接交還給他,我還貪圖小利不捨得,於是我自以為是地玩了一個手腕,打電話請示他,而他的回答早在我意料之中,他讓我自己處理,說這是我應得的。就這樣,我心安理得地當了婊子又立了牌坊。
這是一個很好的差事,很快我就幹上了癮,這樣的日子真讓我舒服,它讓我忘了我自己的身份。在主任的關照下,我可以隔三差五地拎著一個公文包四處趕場子,領到了紅包以後我照例會給主任打一個請示電話,而主任的回答千篇一律,都是讓我自己處理。我也保持風格,老實不客氣地揣進自己的腰包,以為外快。
就在我興高采烈地四處收錢的時候,又有一個實習生透過另一個關係來了報社,主任照例給他講了一遍狗的理論,然後也讓他去參加了一個新聞釋出會。儘管這傢伙的到來會直接或者間接導致我領紅包的機會減少,有搶飯碗的嫌疑,但我依然很有風度地告訴他,去新聞釋出會可以領到紅包,主任說過了,這是給我們的車馬費,自己拿著就行了。當時那小子看著我的眼神非常討好,還滿臉堆笑地謝謝我的指導。
新來的小子並沒有影響主任對我的照顧,這讓我產生了一個錯覺,以為關係可以讓自己的記者道路一帆風順。但是,生活中總有意外發生。
我在興高采烈地四處收錢之餘,忽視了一個最基本也是最要命的問題,按行業的規矩,拿了人的錢,或大或小都要見報的,而我只是一個小實習生,不要說發稿權,就連寫稿權也有限的很,根本就無法保障領了紅包以後的連帶責任。
就這樣,我在收了一份大紅包後,主任並沒有刊發我傳回去的新聞稿。對方急了,不斷地打電話給我催問落實發稿情況,我有什麼轍啊?只好心急如焚但語氣卑微地問主任是否看見我傳回去的新聞稿,主任在另一邊惋惜,沒有啊,昨天我們的稿子就不夠,我還到處找你的新聞稿,沒找著,我還以為你沒去呢。這樣吧,你再傳一份過來,我今天給你上。我如釋重負,趕緊給人回話,說明天見報。結果第二天的報紙根本就沒有,對方火了,打電話到報社強烈地譴責我的惡劣行徑,同時我也注意到了這天的文化版編輯換人了。事後我才知道,主任那天臨時有事,跟人換了班,結果誤了我的大事。
出了這樣的事情,文化部我是不能呆了,關係異常惱火,說我丟盡了他的臉並表示以後不會再管我的事情了。我灰溜溜地夾著尾巴走了很久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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