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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約熱內盧，經營好幾家糕點鋪發了財。要是你有機會去里約熱內盧的話”

然後，是奧地利的最後一站。

這個人四十多歲，名叫克勒爾，主持著一個在奧地利相當於公證處的法律事務所。他們事先通了電話約定，克勒爾在伊緒爾溫泉等他們；迪耶戈開的車一到那裡，他就上來。之後他們繼續登程。

克勒爾好奇地注視著雷伯。

“家父告訴我，說他見過你一次，在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

“是一九四七年，”雷伯說。“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克勒爾莞爾一笑。

“大概我的記憶力在衰退，要不就是家父記錯了。那時侯我才四歲。但家父很清楚地記得你。六年前他去世的時候囑咐我，要一絲不苟地滿足你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說實話，我對你很感興趣。三十二年來你—直銘記不忘，可不容易啊。”

雷伯笑了笑沒說什麼。

汽本抵達老家湖，停在派克旅館門前。克勒爾一人下車。

“我們大概兩個小時後回來，”雷伯說。“當然，請你和我們一起吃午飯。務必請你賞光。”

“不必太匆忙，我沒關係，”克勒爾答道。

汽車開走了，這次的方向是名叫無底湖的一個小村莊。他們終於看見一個湖泊出現在沉鬱的峰巒之間；這些峰巒有一個不十分可愛的名稱：死山。

“咱們下車走幾步，迪耶戈。”

“我正求之不得呢。”

他們那裡只是“走幾步”，而是在登山。矮胖的阿根廷人平生最討厭體力活動，尤其痛恨爬山。不多一會兒，他已經上氣不接下氣，筋疲力竭地垮了下來。他看著雷伯以印弟安人的方式往前爬，還常常停下．好象要憑藉超人的記憶力確定從前走過的路線，然後續續向前。他走到一處懸崖那兒，跪下來察看岩石地面。最後，他站起來一動不動，幾乎垂直地俯視他腳下的黑色湖面。十分鐘之後，他回到迪耶戈身邊，手中好象握著什麼東西，並且料到他的夥計心中一定感到納罕。他張開手掌，掌心裡是幾顆生鏽的自動手槍子彈殼。

“這可愛的地方叫什麼名字？”迪耶戈問。

“扎普利茨。”

他們及時回到老家湖與克勒爾共進午餐。克勒爾在業餘時間收集鐘錶，吃飯時盡是談這種愛好。飯後才去墓地。他們來到與其他墓家離得較遠的一座墳前，那裡豎著一塊黑色大理石碑，上面沒有十字架，也沒有什麼銘文，然而鋪滿了鮮花，碑上只鐫刻著兩個字母：D．L．。

“三十二年來，”克勒爾很不好意思地說，“你在遠方始終惦念著這位無名氏；我想，現在向你請教他的姓名恐怕不是沒有什麼意義吧？”

克勒爾是中等身材。雷伯俯視著他的時候把一雙灰色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滿令人腸斷的哀傷。

“何必呢？”克立姆羅德回答說。“世界上只有我還記得他。”

回南美之前，他們到法國的埃克斯昂普羅旺斯走了一道。在那兒，雷伯去掃了另一個墓——蘇珊·塞梯尼亞茲的。然後他們去巴黎，會見一個名叫雅克·梅齊埃的法國人，迪耶戈從他們的談話中瞭解到，這個法國人很久以前在里昂認識了雷伯。雷伯與梅齊埃談到一個叫布尼姆·阿涅列維奇的人。迪耶戈記得他就是那個眼神憂鬱的人，一九五一年，在王離開巴黎去和約瑟夫·斯大林小酌前夕，哈斯曾經在民族廣場的一家咖啡館裡問過他拉普語說很是否流利。到過北半球所有這些地方之後，他們才乘上一架班機飛往南半球。

他們先到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年前媽咪塔——她的全名叫瑪麗亞—伊格納西姬·哈斯·德卡瓦哈爾——已在那裡飲恨謝世，因為她始終沒有抱到一個名正言順的孫兒。“可憐的媽咪塔怎麼也不肯承認我有九個子女，認為這些都是‘皇子與民女’做夫妻結的果。我曾把他們當中的三四個帶去見奶奶，想讓她高興高興，她卻當我們的面把門砰地一聲關上。”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還去了佛羅里達街的阿爾梅拉斯畫廊。老阿卡迪奧早已去世，當迪耶戈請他的孫女看一幅康定斯基的畫時，她大為驚訝。

“你的意思是？”

“把它送給你。”迪耶戈以最迷人的風度說。“我只是受人之託，所以不必謝我。是這麼回事：三十年前，興許不止三十年了，你的祖父做過一件很有君子風度的事情。而託我贈送這幅畫的是個從來不忘記任何事情的人，這種人是屈指可數的。順便問一下，今晚你能賞光和我們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