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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隊長命運的人，我保險不把他吃掉。”

事後，游擊隊長把參謀——王緯宇那時是參謀，叫到偏僻處，生氣地問：“你在搞什麼名堂？怕我把屎盆子全扣在你腦門上麼？”

“如果你需要的話，也許會那樣做。”

“敢作就敢當，我不像你。極力主張打的是你，出了婁子拼命把自己擺脫出來也是你。”那時，王緯宇仗打得英勇，沒有少給他哥苦頭吃，凡是能教訓王經宇的地方，他都會奮不顧身地撲上去，這一仗，就是打他哥在縣城的奧援。

他若無其事地說：“我只是測量一下領導同志的溫度，拿船家的話講，也就是要觀一觀風色！”

接著，政委像老師批改學生作業似的，一項一項都攤在船艙裡，類似沙盤作業那樣，從最初對敵情的判斷，到一場攻堅戰設想的形成，再從一二梯隊的運用，發起攻擊的時機，各種火力的配置，一直到部隊的幹部思想，戰士情緒，從頭至尾的政治工作，像剝蓮蓬一樣，一層一層給於而龍剖析著。

時屬深秋，戰士們還穿著單衣，在忍受淒寒，而我們這位石湖支隊長，卻像三伏天裡鑽進了灶炕，汗流浹背地聽政委以商榷的口吻，同他探討戰鬥的得失。那些個破綻哪！那些個漏洞哪！使他羞慚得無地自容，恨不能從船幫的縫隙裡鑽出去。

——直到今天，我還是個不及格的學生呵！

死去的政委當時毫無責備的意思，聲調也不曾提高半分，而於而龍比受著斥罵、受著鞭撻還感到難過痛心。這才能叫做真正的觸及靈魂呢！

指揮員的鹵莽，是要以戰士的生命為代價來補償的，但是政委卻把責任攬在自己頭上：“……輕敵的苦頭，不作調查研究的苦頭，輕易被人動搖自己判斷的苦頭——哦，瞭解得多麼仔細啊！——我們都吃過，要是多在你們耳邊吹吹風，至少會使你們慎重些，小心些。怪我吧，怪我來你們支隊太少，而且也晚了點。”說著，緊握住於而龍的手：“二龍，打起精神，我們來不及辦軍官學校，只好邊打邊學，要付出一些學費，也是勢所必然。”

可是一旦獲得一些成績，取得一點進步，陽明決不會忘記誇獎和鼓勵的。就在那以後不久，支隊在陳莊、三河鎮之間打了勝仗以後，政委趕快派記者來寫他們。

他們就從那時起結識了勞辛，一個和他們生長環境迥不相同的人物，這個從海外跑回祖國來抗日的華僑青年，留著浪漫主義的長頭髮，寫著充滿激情的馬雅可夫斯基的階梯式的詩句。

說來也不怕醜，於而龍從不諱言，那時他和蘆花是沒跨出石湖一步的土豹子，不但不知道土星火星在宇宙間的軌道，甚至常掛在嘴邊的英美法，日德意，也不曉得他們彼此誰挨著誰。延安那是心目中嚮往的聖地了，但實際距離多遠並無確切的概念。儘管來不及地像餓漢般吞食著新名詞，差點得了消化不良症；但要聽懂勞辛那些古怪的外國話，比讀天書都困難。什麼“普羅意識”、什麼“布林喬亞的情趣”、什麼“以狄亞”、什麼“生蒂門答”、什麼“我的煙斯披裡純來了！”等等等等，神仙也弄不明白。只是到了相當熟稔以後，於而龍和蘆花——主要是充滿好奇和追求，探索和思考的游擊隊長，才悄悄地問他那些洋話是怎麼個意思？可是要他用老百姓的語言，來解釋sentimental的涵義，詩人費難透了。甭說在四十年代，現在有誰來嘗試一下，保管也不容易。

但這並不妨礙他們之間與日俱增的友誼，心和心在逐漸靠攏，革命是他們牢牢聯絡的紐帶，但激情卻是焊接劑。哦，還有，詩人那直到今天也不隱諱，而且是並不衰減的對於蘆花的真摯情感——那時人們多麼坦率和忠誠呀！這樣，他們一起度過了石湖的最美好的時光。所以後來，傳說詩人在戰鬥中犧牲的訊息，曾經使他們多麼悲痛了一陣啊！

但歷史有時會重演的，巧合的情況也經常發生，要不然也就不能稱之為充滿戲劇性的世界了。是陽明使他們相交結識；三十多年以後，又是他讓於而龍和勞辛重逢敘舊，然而卻萬萬沒有想到，是在政委的追悼會上。

“你還是不要去了吧！”謝若萍勸說著她的老伴。

“不，我爬，也要爬去參加追悼會的。”

按說革命隊伍裡，並不存在那種舊的倫理道德，但於而龍一直把陽明同志，趙亮同志，還有一些老領導，當做是自己的前輩，起心眼裡尊敬他們。不顧他老伴的勸阻，到底趕去參加這位“恩師”的追悼會。等他走進靈堂，致悼詞的一位負責同志都快要結束他的講話了。

他只好在肅穆的人群后面垂首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