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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山月記》發表於老牌文學雜誌《文學界》，受到矚目。如決堤之水一發不可收，同年相繼出版長篇小說《光風夢》與小說集《南島譚》，並寫下大量新作（遺作）。年底因宿疾哮喘去世。

甫一綻放，旋即消逝，如彗星只留身後光芒引人追想。

中島敦去世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戰事平息後，中村光夫等人整理遺作，編輯出版《中島敦全集》三卷，獲每日出版文化獎。《山月記》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膾炙人口。

在為數眾多的鐵桿讀者中，至今還有人惋惜，“如果他能活到二戰後，又會寫出怎樣的作品呢？”

加藤週一曾說，與明治時代以前相比，大正時代以後作家的特點就是不再具備漢文學功底。這話對中島敦卻不適用。

他出生於漢學世家，祖父、叔祖、伯父均為名聞一方的漢學家，父親也在舊制中學擔任漢學教師。中島敦受伯父影響尤深，著有《斗南先生》追憶。

在這樣的家世薰陶下，他有意識地將日本文學傳統中的漢文水脈溶入現代日語，自然而不露痕跡，水乳交融之中獨具文章之美：格調高雅、琅琅上口。

中島敦熟讀中國古典，小說從中取材正如取自自家藥籠，不過所寫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小說。

他借司馬遷之口賦予“述而不作”新的解釋。“這是怎樣生機煥發的敘述方式！不具備超乎尋常的視覺性想象的人決不可能有這樣的敘述。”古典世界中巨大歷史衝突下的人物命運本身具有典型的故事性，而中島敦用“超乎尋常的視覺性想象”照亮了其中深藏的“存在”主題，使作品獲得現代特質。

例如《李陵》一篇，將李陵、司馬遷、蘇武三人的境涯遭際進行對峙交錯，拷問“我在”的主題。開篇即以近四分之一筆墨描寫李陵與匈奴的戰事，“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一場場抵死苦戰至於無奈受降的經過寫得驚心動魄。同樣，司馬遷受宮刑之辱、蘇武北海牧羊的古老故事也在重新聚焦下煥發出異樣的現實感，與千載之下的讀者呼吸相接。

在《山月記》中，他從李徵化身為虎、搖擺於人虎之間追問“存在”的危險邊界。對詩歌的執著，竟使詩人身淪異類。此種詭異情境，中島敦自己似乎也在內心偶有涉足。

在《狐憑》中，他進而上溯潛行至“文學”、“歷史”的發生源頭，刻畫在無文字社會中，“文學”、“文字”的初生是怎樣非同尋常、魅力四射而又危機四伏。

對於“文學”異物最感同身受的追歷，無疑就是《光·風·夢》了。這部小說曾被推舉為日本純文學最高獎項芥川獎的候選作品，由於與當時文壇主流大相徑庭，評委當中儘管川端康成極力保薦，最終在其他人反對下落選。

有趣的是，中島敦似乎早就在小說中，借主人公R．L．史蒂文森之口做出了回應。“瀏覽一遍郵船今天送到的雜誌上的評論，發現對我作品的批判大致來自兩種立場。也就是說：認為性格或心理小說至高無上的人們，以及喜歡極端寫實的人們。”然後他表示前者“囉嗦討厭”，而後者以“左拉先生煩瑣的寫實主義”為代表，“據說把映入眼睛的東西事無鉅細羅列下來，就能得到自然的真實。此種淺陋真可大發一笑。”

《光·風·夢》是復調小說，在敘述者第三人稱的敘事與史蒂文森第一人稱的手記這兩條線索平行交錯中展開。敘述者的目光與其說客觀冷靜，毋寧說是親切同情，這使得兩個聲部此呼彼應，錯落和諧。又如從不同方向打出的兩束追光，聚在一處，映照出一片豐饒美好。

中島敦與史蒂文森之間有著太多相似之處。蘇格蘭小說家史蒂文森一生留下了《寶島》、《化身博士》等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卻只活了短暫的四十四年。他從小患肺結核，在人生最後幾年只得離開潮溼多霧的英國，定居當時處於英、美、德三國殖民統治下的南太平洋薩摩亞群島並最終葬身當地。《光·風·夢》描寫的就是他在薩摩亞的生活和創作、與當地雄偉闊大的熱帶風光以及動盪不安的現實政治之間的糾葛。

中島敦從小患哮喘，與史蒂文森一樣，總是受到劇咳的折磨。去世前一年，赴太平洋上的帛琉群島，任日本在殖民戰爭時期所設南洋廳的教科書編修，對日本殖民統治頗多微諷。

兩人軌跡如此重合，難怪他筆端常帶感情。而取材古典時整飭典雅的文體，在描寫南洋時變得明媚瑰麗，猶如碧空海風般自由自在地呼吸。下面這段話無疑是借史蒂文森之口訴說的衷曲：

“對自己的死他已經習慣了。或者更準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