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2/3 頁)

展**文學逐漸領導其它文學的一體化過程，**文學因而是霸道文學強權文學，根本沒有考慮人的價值。這也是在延安王實味等人遭受迫害的根源。文學淪為政治的工具，這就是**文學的本質。

一句話，我們搞現代文學研究，必須看到現代文學只是提出一個任務，但遠遠沒有完成。

一． 文學是人的文學

李澤厚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確到了一個關鍵時刻，正像中國社會到了一個如何前進的關鍵時刻一樣。馬克思主義之需要創造性的發展和這種發展的重要意義，沒有任何時候像今天在中國這樣突出。從五六十年代東歐，蘇聯到七八十年代中國的人道主義潮流，共同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本身由於強調社會忽視個體所帶來的巨大缺陷，但並未真正開闢如何走向未來的理論通道。如何概括總結百年來的世界經驗，如何概括總結數十年中國經驗，將是一個巨大的題目和遠為艱難的工作，它也將經歷異常困難複雜的漫長過程。”這段話說到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致命缺點，“強調社會忽視個體”。所以現代文學中的無產階級**文學是集體狂歡，而不是人的文學。

李澤厚在該書第311頁寫到1986年期間中西比較的“文化熱”討論，梁漱溟先生宣講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學，“仍然強調儒家孔孟將是整個世界文明的走向”。他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有以下主要觀點：“（1）西洋生活是直覺運用理知的，中國生活是理性運用直覺的。印度生活是理知運用現象的。（2）西洋人是要用理智的，中國人是要用直覺的——情感的。（3）機械實在是近古世界的惡魔。人類文化要有一條根本變革：由第一條路向改變為第二條路向，亦即由西洋態度改變為中國態度。（4）富於情感是東方人的精神，這情感與慾望的偏盛是東西兩文化分歧的大關鍵。”

熊十力是“現代新儒家的第一人”，他認為“科學在其領域內之成就，直奪天工，吾無間然。然人類只要科學，而廢返己之學，則流弊將不可言。”“人本”，“動態”，“感性”這三者，是熊十力繼承和發展了儒學基本精神所在。

馮友蘭認為，“我們是提倡現代化的，但在基本道德這一方面是無所謂現代化的……社會制度是可變的，但在基本道德這一方面是無所謂現代化的……社會制度是可變的，而基本道德則是不可變的……如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是說組織社會的道德是中國人所本有的，現在所須新增者是西洋的知識，技術，工業，則此話是可說的。”

熊十力，梁嗽溟和馮友蘭等人十分推崇儒家孔孟道德，但是儒家也有一個致命弱點，同馬克思主義一樣，“強調社會忽視個體”。以我看來，先有個體才有社會，所以首先就個性解放，其次才是儒家孔孟道德。五四時期向西方學習個性解放，這沒錯，但拋棄了中國傳統道德，它的前途也是十分可怕的。如果只講道德不講個性，推崇孔孟道德，中國只會返回到封建社會，也是一大退步。因此，一個進步的社會一個文明的社會，必須做到：（1）個性解放。（2）推崇孔孟道德。二者缺一不可，中西合二為一才是理想的社會。

作為文學，同樣地，首先要反映人性，其次要追求善，除此之外，還必須達到藝術美，三者兼備才是好的文學，真正的文學，永恆的文學。

二． 文學不是歷史，而是藝術

文學不是記載政治經濟的歷史，所以歷史上的《春秋》，《史記》和《資治通鑑》等歷史典籍不是文學，只是歷史書籍而已。當然文學不是與政治經濟無關，政治經濟是文學的土壤，也可以說是文學的根基，但文學是美麗而茂密的樹枝和樹葉，不是枝幹本身。文學不能脫離政治經濟社會，但文學如果是記載和簡單反映政治經濟的歷史就成了光禿禿的枝幹，就像北方冬天的樹木，光有枝幹沒有樹葉，也就沒了生氣。文學好比春風可以把楊柳裁成美麗而又富有生機的樹。所以魯迅的雜文多數不算文學，只是為**吶喊助威而已，那是時代的需要。魯迅是一個憂國憂民的人，他不可能去做純文學。魯迅後期很少再寫小說，至於長篇小說就更不可能了。雜文好比是一把匕首，雖然有用處，但沒有藝術價值；又好比是北方冬天的樹，光有枝幹，沒有生機，雖然挺拔有力，但終無氣息。

李澤厚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一書第231頁中說，“儘管《子夜》因為概念支配創作，藝術上甚至不如《動搖》，對上述人物的塑造也並不能算是很成功，但無論如何，它空前展示了一個現實的客觀世界。”歷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