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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編委的信。當時也引起全國轟動，一時各地書店門前排隊購買《詩刊》，成為壯觀一景。接著，1958年，他又先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蝶戀花遊仙》詞（後改題《蝶戀花·答李淑一》）和《送瘟神二首》（後改題《七律二首·送瘟神》

），時值國內處於大躍進熱情高漲和文藝界正熱烈討論毛澤東提出的“二革”創作方法的時期，毛澤東的這三首詩詞，更為國內人民的高漲熱情增添了催化劑。

就在毛澤東發表《蝶戀花·答李淑一》後不久，郭沫若立即在《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一文中，重點分析了毛澤東的這首詞。他說：

這詞的主題不是單純的懷舊，而是在宣揚革命。從這裡可以看出：（1）革命烈士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2）革命家抱有革命的樂觀主義，對於革命的關心是生死以之的；（3）抱有正義感的群眾（吳剛和嫦娥）對於革命和革命烈士是懷抱著無限的尊敬和同情的；（4）革命幹部和群眾的關係應該像同志一樣，親密無間。這些思想僅僅用六十個字便把它形象化了。這裡有革命烈士（楊開慧和柳直荀）的忠魂，有神話傳說的人物，有月裡的廣寒宮和月桂，月桂還釀成了酒，歡樂的眼淚竟可以化作傾盆大雨，時而天上，時而人間，人間天上打成了一片。不用說這裡絲毫也沒有舊式詞人的那種靡靡之音，而使蘇東坡、辛棄疾的豪氣也望塵卻步。這裡使用著浪漫主義的極誇大的手法把現實主義的主題襯托得非常自然生動、深刻動人。這真可以說是古今的絕唱。我們如果要在文藝創作上追求怎樣才能使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結合，毛澤東同志的詩詞就是我們最好的典範。

這一段話，除了有的詞句稍嫌絕對，總的說來，對於毛澤東的《蝶戀花·答李淑一》這首詞，認識和分析基本上是切合實際的。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浪漫主義詩人的郭沫若對於浪漫主義詩人的毛澤東，他們的思想情緒是容易溝通的。

不過，郭沫若詮釋毛澤東的詩詞，有時也不一定恰當，免不了有主觀臆測強加解釋之嫌。突出的一個例子就是他對《七律·送瘟神二首》中其一的解釋。他開始在回答《詩刊》編者問時，對“坐地巡天”和血吸蟲卵的孵化問題有所穿鑿和遺漏，不久發現自己所答不妥，便又立即著文《坐地巡天及其他》予以糾正。在這篇文章中，他坦誠地說：“我發現有兩處不妥的地方，須得由我自己來改正，免得以訛傳訛。”

關於“坐地巡天”的問題，郭沫若原先解釋說是指地球的自轉和公轉，是指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每天都可以“坐地日行八萬裡，巡天遙看一千河”。這當然是對的，但又進而解釋說，這主要是指“坐在地上不勞動的人，或者整夜不睡覺貪圖歡樂的人，在天空中的逍遙遊”；還牽扯到周穆王八駿周遊、唐明皇暢遊月宮的故事。這就未免過於穿鑿。因為，只要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可以“坐地巡天”，並不是只有那些遊手好閒的人。這一點，毛澤東自己也是說得明明白白的。他在1958年10月25日致周世釗的信中就說：

坐地日行8萬里，蔣竹如講得不對，是有資料的。地球直經約1萬2千5百公里，以圓周率3。1416乘之，得約4萬公里，即千萬華里。這是地球的自轉（即一天時間）里程。坐火車、輪船、汽車，要付代價，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價（即不買車票），日行8萬華裡，問人這是旅行嗎，答曰不是，我一動也沒有動。真是豈有此理！囿於習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許多人卻以為怪。巡天，即謂我們這個太陽系（地球在內）每日每時都在銀河系裡穿來穿去。銀河一河也，河則無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們人類只是“巡”在一條河中，“看”則可以無數。

詩人自己的解釋當然更具權威性，因為那是他最原始、最實在的創作意圖。郭沫若在意識到自己的強解後，還檢查了自己“之所以生出這種不妥當的解釋的原因”，那就是“拘泥在一個‘歡’字上，想在詩中求出‘歡’字來坐實。”最後他重新解釋說：

至於坐地巡天的主體究竟是誰，細看全詩，實際是作者自己。第一人稱主語省略，在詩中本是常事。作者在慨嘆了血吸蟲的為害以後，想象自己坐地巡天、遙看星河的時候，常常會看到前身是農民的牛郎（牽牛星），可能被問起故鄉的情況，被問起瘟神是否還在肆虐。作者在想象的對話中這樣回答：在牛郎離開人間的幾千年中，時間之波儘管逝去，階級社會悲者自悲、歡者自歡的老樣子卻一直繼續著。但是這一切都是說過去。第一首詩的結束也結束了舊時代的景象。當作者看了《人民日報》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