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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不僅不是一開始就反孔,後來也不完全反孔,對於郭沫若的《十批判書》中對孔子的看法,開始也是持肯定態度的。
《十批判書》中有一篇文章《孔孟的批判》,其中有這樣一段話:“一句話歸總,孔子是袒護亂黨,……亂黨是什麼?在當時都要算是比較能代表民意的新興勢力。……孔子幫助亂黨,與其門人弟子幫助亂黨例,見於《非儒篇》(《墨子》)者,共七項。”毛澤東對郭沫若這樣說孔子,不但同意,而且十分欣賞。1954年9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臨時會議上就以贊同的口吻說道:
郭沫若曾經用很多材料證明,孔夫子所以成為聖人,是因為他是革命黨,到處參加造反。說孔夫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那是孟子講的。其實當時孔夫子周遊列國,就是哪裡造反他就到哪裡去,哪裡想革命他就到哪裡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筆抹煞,不能簡單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時間進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對孔子則是較多持批判態度了。
開始,他還說一些孔子的好話,如1964年2月3日關於教育問題的春節座談會上,他肯定孔子開創私塾,結束了貴族官僚壟斷學校的歷史,使庶民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機會,讚賞孔子的“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還把孔子看成自學成才的典型和從事平民教育的先驅,說:孔夫子出身貧農,放過羊,當過吹鼓手,還做過會計。會彈琴、射箭、駕車子,還搞歷史書。他學會了“六藝”。孔子的教育只有六門課程:禮、樂、射、御、書、數,教出顏回、曾參、子思、孟子四大賢人。
不過,當他把孔子和秦始皇放在一起看,有意無意地對他們進行一些比較時,他對秦始皇的好感和對孔子的惡感就顯得十分清楚了。就在上述肯定孔子是一位教育家之後不到半年的1964年6月24日,他在接見外賓時就說:
孔夫子有些好處,但也不是很好的。我們應該說句公道話,秦始皇比孔子偉大得多。孔夫子是講空話的。秦始皇是第一個把中國統一起來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統一中國,而且統一了中國的文字、中國各種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後來一直沿用下來。中國過去的封建君主還沒有第二個超過他的。可是被人罵了幾千年,罵他就是兩條:殺了460個知識分子,燒了一些書。
這一年的8月,他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談話時,又指出:
孔夫子講“仁者愛人”,愛什麼人?所有的人?沒那麼回事。愛剝削者?也不完全,只愛剝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為什麼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
1965年6月13日,他在會見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時,批孔揚秦的思想傾向就更明朗了。胡志明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很深,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一樣,也接受了許多儒家思想的影響。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毛澤東在和胡志明談話時也說到孔子及其學說。毛澤東因為和胡志明是老朋友,是“同志加兄弟”,所以說話也十分直率。他對胡志明說:“孔孟是唯心主義,荀子代表地主階級。”又說:“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做了點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是說空話。幾千年來,形式上是孔夫子,實際上是按秦始皇辦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學生。”從這些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本人是崇尚“辦實事”的秦始皇,而看不上“說空話”的孔老二的。
由此看來,無論是毛澤東或郭沫若,他們對於孔子和秦始皇的認識都有一個發展和變化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又剛好是逐漸分離,逐漸相左。按理說,這些關於歷史人物的評價,以至關於歷史發展的觀點,如果嚴格納入學術範疇,觀點的不同是正常的,不應該引起多大的矛盾,更不應該由此而帶來一方對另一方的政治批判。可惜的是,現實生活中並不是如此,特別是在當時那樣強烈的“文化大革命”政治空氣之中,郭沫若的學術觀點就幾乎為他帶來嚴重的災難。
毛澤東對郭沫若的史學著作,一直十分注意,甚至可以說歷來十分重視。在毛澤東的中南海故居里,收藏有郭的《歷史人物》、《青銅時代》、《十批判書》、《奴隸制時代》和《中國史稿》等。這些書上都有圈劃點,留下了認真閱讀過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