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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但從目擊者口中聽到慘案發生的詳細經過。他就像親眼看見了端起的步槍和舉起的木棍，看見了外國巡捕“兩手都握著手槍，鷹瞵鶚視地東奔西突”。一向是滿腔愛國愛民的激情的郭沫若，他當時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慘案發生後，郭沫若立即起草了一份《四川旅滬學界同志會五卅案宣言》。在《宣言》中，郭沫若悲憤地寫道：

“五卅”慘劇，英人殘殺我無數同胞，激起我們空前的民氣，我們於悲憤泣血之餘，亦閃出希望的光輝，覺得我們中華民族尚屬大有可為。我們的國家，素號為睡獅，到這時是真正醒了。

就在慘案發生後兩個星期的時間裡，郭沫若憤然寫出了以史喻今的兩幕歷史劇《聶嫈》。從劇中人物無畏和反抗的性格中，讀者可以領會到郭沫若的良苦用心，可以看到他歌頌“君義已雲高”和“義氣耿千秋”的真正目的，喚起現實生活中的人不畏強暴，不怕犧牲！

詩劇《聶嫈》在當時的上海產生了巨大反響，後來與另兩出詩劇《卓文君》、《王昭君》一起結集出版，取名《三個叛逆女性》，在全國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不過，郭沫若並沒有停止於此，滿足於此。他本人無疑是更渴望投身到革命實踐中去，到革命的最前線去。

從當時的情況看，革命也確實需要他這樣一些有膽識、有熱情、有能力同時也有巨大影響的宣傳家和活動家。

這樣，郭沫若南下廣州的主客兩方面的原因都已具備，都已成熟。現在，就等著契機的來到，等著有一天忽然出現一個引發點。

這個契機，這個引發點，很快就來到了。

那是1926年2　月末尾的一天清晨，郭沫若照舊起得很早，他總要在早飯前趕寫出一些文字，或者讀一點書。這一天，他覺得精神特別好，工作效率出奇地高。早餐後他接到了一封信。信是由廣東大學寄來的，信中非常誠懇和熱切地表示希望他接受該校文科學長的聘請，也就是請去做現在一般所說的文學院長。

這當然是令他興奮不已的事情。

廣州，是他嚮往了許久的一個神聖的地方了。此前他一直沒有機會親赴那裡，但他始終關心著那裡的局勢，他的聲音和行動也始終與那裡的脈動保持著一致。他一向認為：在“中國這個時代，這個環境裡面，能夠擔當國民革命這個工作的”，能夠“改造中國的局面”的，只有“國民革命策源地”廣東。現在，能有機會踏上那片土地，是多麼難得的機會啊！

郭沫若是一個十分外向的人。他得到廣東的聘請，一時難以壓抑心中的激動，立刻跑到同在上海的另一位創造社成員也是他的好友郁達夫的住所，和他商量，希望他和自己一道南下。

當時，郭沫若還準備多邀集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同行，因為他知道，大家的願望是一致的，大家的理想都是能到廣州去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但是常雲湄、蔣光慈和田漢都有各自的職守和各自的原因，一時不能離開。這時，只有郁達夫積極地響應他，表示可以和他同行。

於是郭沫若立刻給廣東大學回信，表示欣然同意接受廣東大學的聘請。

創造社另一位元老郁達夫，在當時的文學界影響和聲譽也並不怎樣小於郭沫若。

和郭沫若不同的是，郁達夫當時是以其浪漫主義小說創作著名於世。他的一些小說如《沉淪》、《南遷》等在社會上特別是在青年中產生了很大的反響，有些人甚至刻意模仿作品中人物的穿戴，其影響之深簡直到了入迷的程度。

當時郁達夫政治思想也十分激進。以他當時的思想論，雖然他口口聲聲談“文學上的階級鬥爭”，但就其實質也還是應該劃入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不過，就他當時一些言論看，他在一些大是大非上，還是表現了難能可貴的超前觀點的。譬如當時國民黨右派在“五卅”事件後乘機用“赤化”、“共產”等罪名陷害革命群眾。郁達夫即尖銳指出：“說對方是‘赤化’了”的人，還有“攻擊共產黨的諸君”，“若要攻擊，請拿出實力來，把那些軍閥先殺個乾淨再說。”這樣明白公開的言論，在當時還不是很多的，因而對於長革命派的志氣大有好處。

郭沫若邀郁達夫一同南下時，郁達夫正在上海和郭沫若等一道組建創造社出版部，出版《創造月刊》，正是創造社由主張“為藝術的藝術”轉到“為革命的藝術”的時候，一般被人看作是創造社的轉換期，亦所謂創造社的第二期。郁達夫革命思想高漲，是十分自然的事。因此，當郭沫若接受廣東大學之聘擔任文科院長，而郭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