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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能不跟著說武訓是混蛋，自己為混蛋說好話，實在太不應該。

怎樣來解釋他的一百八十度的思想認識的“轉變”呢？

恐怕只能如此理解：一、他確實有些懵了，來不及分清是非正誤；二、當時的情景由不得他“張揚個性”，而是必須“服從組織決定”，即使有不同意見也要保留在自己的肚子裡；三、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當然知道當時的指揮棒是握在誰人手中。從公來說，為了服從最高領導，從私來說，為了照顧毛澤東的威信，他不想也不能持反對意見。

不過，這對於郭沫若來說，實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查閱郭沫若的歷史檔案，在此之前，他還從未作過諸如此類檢討。以他那樣的性格，他過去甚至不知道“檢討”是怎麼回事。這一回，看來有點“栽面兒”。他或許會想，為了組織，為了集體，為了老朋友，只要對剛剛建立起來的共和國有好處，自己就犧牲一回吧……於是對於武訓和對於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和批判，完全是在一邊倒的情勢下，未用多少時間，就極其順利地結束。

讓郭沫若沒有想到（更不用說更多一般知識分子）的是，這不是事情的結束，而是事情的開始。這不過是毛澤東下的第一步棋，好棋，更厲害的棋還在後面。

對《武訓傳》的批判“結束”未過多久，接著就開展了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且由此而引發出對於胡適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

這又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思想批判運動。它在文化思想戰線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對於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也是由毛澤東一手發動的。

事情是由兩位年輕人（李希凡、藍翎）所寫對俞平伯的學術著作表示不同意見引起的。

清人曹雪芹著《紅樓夢》是我國文學史上的傑作，也可謂世界文學寶庫的瑰寶。

關於《紅樓夢》以及對於《紅樓夢》的研究，可以寫一本甚至多本專書，不屬於我們這裡應該敘述和討論的範圍。我們只是說一說因此而引起的批判運動本身。

俞平伯對《紅樓夢》如何看，如何評價，他是用什麼方法去研究《紅樓夢》，別人（包括李希凡、藍翎）又如何看，如何評價，以至各個研究者觀點方法是否相近是否分歧，在學術研究領域應該是十分正常的事，外人不必加以干涉，更不必要把一些學術問題和政治攪在一起。

但1954年間發生的由對俞著表示的不同看法而引發的批判運動，卻不是如此。

事情的發生，是李希凡、藍翎二位青年作者寫了一篇題為《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的文章，投《文藝報》未見答覆，轉而在他們母校山東大學的學報《文史哲》上發表。不久，二人又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評〈紅樓夢研究〉》的文章。此事引起毛澤東的注意。前文發表之後，江青曾出面要求《人民日報》轉載，但《人民日報》以“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為由”，未予同意。後《文藝報》同意轉載，但在轉載時卻加編者按語說：“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兩個才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他們試著從科學的觀點對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簡論》一文中的觀點提出了批評，我們覺得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並指出：“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的地方，但他們這樣地去研究《紅樓夢》，在基本上是正確的。只有大家繼續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們的瞭解更深刻和周密，認識也更全面，而不僅關於《紅樓夢》，同時也關於我國一切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

現在看來，這篇“按語”對李、藍的文章在肯定他們是“試著從科學的觀點……提出批評”，“基本上是正確的”的同時，也說文章“還有不夠周密的地方”，說不上有什麼不合適的地方。最多，也只能說他們對青年人不夠重視，不夠熱情。且不說“基本正確”已經是不低的評價，即便是“完全正確”，“絕對正確”，編輯部也不能和用不著明確標榜；更何況，要在學術領域開展討論，好讓大家“繼續深入地研究”，以便使大家能夠“瞭解更深刻和周密，認識也更全面”，又怎好把話說絕，說死呢？

不過，毛澤東卻把事情看得十分嚴重。他在看了《文藝報》的編者按語後非常生氣，當即在“按語”之後批註道：“不應當承認俞平伯的觀點是正確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問題，而是批判錯誤思想的問題。”並在10月16日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關同志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一封信》。信中說：

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請一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