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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來，這樣的觀點和分析問題的方法，恐怕很少會有人表示同意。

沒有想到此人的看法觀點引起毛澤東的注意，豈止注意，可謂是十分重視。他當即表示同意批判者的觀點，認為影片《武訓傳》確實存在嚴重問題，即不去歌頌人民革命鬥爭，反而完全肯定在反動統治面前奴顏婢膝、極力宣揚封建文化的武訓。

此後，毛澤東親自出馬，為《人民日報》撰寫了一篇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社論說：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併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汙衊農民革命鬥爭，汙衊中國歷史，汙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

社論還指出，“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毛澤東還批評一些共產黨員向資產階級投降，並語氣嚴厲地質問他們“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社論還號召：“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人民日報》的這篇社論一經刊出，立刻在全國文化界引起極大的震動事件。這種形式，這種語氣，顯然超過了一般的不同意見。當時，不一定很多人知道發表這篇社論的內情，更不可能知道這篇社論是出自毛澤東的手筆，但至少猜得出和看得到這可不是一般的來頭。

這篇社論的發表，首先使郭沫若等一些文化界的頭面人物感到難堪和惶惑。當時，除了郭沫若說過武訓的好話，為《武訓畫傳》鼓吹過外，已經離開人世的著名人民教育家陶行之和民主鬥士李公樸不算，像柳亞子、潘梓年、鄧初民、黃炎培等國內知名社會活動家和民主人士都在不同場合採用不同形式多多少少說過武訓的好話，推崇過“武訓精神”。實際上，武訓也是一位值得為他說好話的人。毛澤東本人在延安時期也曾在一些講話中稱讚過“武訓精神”，並以此鼓勵大家克服困難，把革命堅持到底。現在，《人民日報》社論以這樣高的調門批判武訓和反映他行乞興學事蹟的電影，郭沫若等一些人又一時怎能轉過彎來，怎能完全接受社論的思想和觀點呢？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就在發表社論的同一天，《人民日報》“黨的生活”專欄中還發表了一篇短評《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短評要求“每個看過這部電影或者看過歌頌武訓的論文的共產黨員都不應該對於這樣重要的政治思想問題保持沉默，都應該積極起來自覺地同錯誤思想進行鬥爭。如果自己犯過歌頌武訓的錯誤，就應當作嚴肅的公開的自我批評。”並且，黨的組織還要對犯過歌頌武訓的錯誤的黨員“按照具體情況作出適當的結論。”

如果說社論中還多少有點客氣地說“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而短評則已經是直截了當地號召“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顯然，除了“批判”，並沒有什麼可以商討的餘地。

就在《人民日報》社論的號召和直接推動下，在全國範圍內，很快掀起了一場群眾性的批判運動，對《武訓傳》以及武訓作了全盤的否定。許多批判者說武訓是“封建統治的維護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封建道德的支持者”；指責電影《武訓傳》的思想內容是反歷史的，藝術手法是反現實主義的，是一種“公開的反動宣傳”，是有意識地“用武訓這具殭屍欺騙中國人民”，是“向革命的新中國挑戰”。

毛澤東在以《人民日報》社論形式發起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之後，還指示《人民日報》社和文化部組成一個以自己的夫人江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