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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於世。

同日，他也寫信給郭沫若，全文是：

郭老：

章行嚴先生一信，高二適先生一文均寄上，請研究酌處。我復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未知尊意如何？

敬頌安吉！並問立群同志好。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章信、高文留你處。我復章信，請閱後退回。

郭沫若是一位性格十分爽朗的人，雖然在政界和學界聲望和地位都很高，但不霸道，無意以己意壓倒別人，倒是很樂意有人與他爭論。他接到毛澤東轉來的信稿，立即邀請《光明日報》總編輯穆欣等人到家裡來，向他們介紹了這件事的經過，讓他們讀了毛澤東主席的來信，並請他們儘快發表高二適的文章。

見此情況，穆欣當然不敢怠慢。

7月23日，《光明日報》就將高二適的文章全文刊出。

高二適在文章中把郭沫若和清人李文田合而論之駁之。首先認定不能否認《蘭亭序》為王羲之所寫，雖現《蘭亭序》比《臨河序》多數十字，這不排除當時注家對原文的增刪。他也學郭沫若以《臨河序》和《蘭亭序》排列對照，將《世說注》“陸機薦戴淵於趙王倫”與《陸機本集》的全文對照為例，從而說明李文田（當然也包括郭沫若）所謂“注家有刪節右軍文集之理，無增添右軍文集之理”是站不住腳的。

至於說到“筆法”“筆體”，高二適則認為：“右軍博精群法，不名一體，”硬說《蘭亭序》因為沒有隸意，所以就不是出於王羲之之手，“斯乃膠柱鼓瑟，亦其無博識常理者。”高還認為，古人當時能寫數種筆體，在什麼場合用那一種筆體，而不是死守一種筆體，“使右軍寫碑石，絕不可作行草。而今右軍書蘭亭，豈能斥之以魏晉間之隸正乎？”同時他還認為，“夫太宗之收《蘭亭》也，於羲之傳親為制贊。又譽右軍作《蘭亭序》，以申其志。文皇‘筆意’，更載‘學書先須知王右軍絕妙得意處，真書《樂毅》，行書《蘭亭》，草書《十七帖》云云。”“總之《蘭亭》而有真膺，絕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賞矣。”等等。

郭沫若自然是不會同意高二適的看法的。8月12日，他即撰寫反駁文章《〈駁議〉的商討》。他說雖然《蘭亭序》系智永偽託，但它仍然是佳書，是行書的楷模，它的書法價值是不能否定的。針對高文講到“竊以太宗之玄鑑，歐陽信本（歐陽詢）之精模，當時尚復有何《蘭亭》真偽可言”，“總之《蘭亭》而有真贗，絕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賞矣”，郭沫若不憚其煩地從北京圖書館收藏的章鈺手抄本《章安雜說》中，摘引了清代咸豐舉人、著名書畫家趙之謙批評唐太宗的一段話來回答高。這就是我們在上文已經收錄的“要知當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於迎合。遂令數百年書家尊為鼻祖者，先失卻本來面目，而後人千萬眼孔，竟受此一片塵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論實千載萬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接著，郭沫若感慨地說：“與趙之謙‘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駁議》卻是在絕對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既是‘玄鑑’，又是‘睿賞’，凡是唐太宗所過目的，便絕無真偽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郭沫若的這篇《〈駁議〉的商討》發表在1965年9月出版的《文物》雜誌第9期，同期還載有郭沫若另一篇文章《〈蘭亭序〉與老莊思想》。作者從考察王羲之哲學思想的角度，認為魏晉文人多好玄談，尚曠達，喜歡依仿於老莊。王羲之的思想“是儒家與道家的混合體。”“他一方面渴想用世，另一方面又頗想遁世。”

這就是說，王羲之思想裡也有不少老莊思想。而《蘭亭序》中，自“夫人之相與”以下一大段文字，在敘出“生死亦大矣，豈不痛哉”之下，有一句話是：“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而這明明是反莊子的觀點。因為“一死生”之說見於《莊子·大宗師篇》；“齊彭殤”之說則見於《莊子·齊物論》。而且這些話，在《莊子》書中，可以說是比較精粹的語句。郭沫若說，這並不是說王羲之就不會有“悲夫”“痛哉”之類的感情，但那得有一定的環境和條件，而“蘭亭修禊，是在暮春遊樂，既在飲酒賦詩，又未感時憂國，而卻突然以老生常談的‘死生亦大矣’而悲痛起來，這是無病呻吟的絕頂了”。所以，郭沫若的結論是：“總之，傳世《蘭亭序》既不是王羲之做的，更不是王羲之寫的。思想和書法，和東晉人相比，都有很大的距離。”

對於這場學術辯論，毛澤東是一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