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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所以在書中也把話攤開，明白地說出自己為什麼會如此評價杜甫和李白。

書中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

或許有人會說：“你是偏愛李白，在挖空心思揚李抑杜。”那麼我可以另外舉出一對十分相似的例證來評比李杜二人，而那對例證對於杜甫是十分不利的。

欲折月中桂，持為寒者薪。

李白《贈崔司戶文昆季》

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杜甫《一百五日夜對月》

兩人的奇拔著想完全相同，但動機和目的便大不相同。李白是要為“寒者”（請注意，不是“寒士”）添柴燒，想上天去扳折月中桂；杜甫是在思家流淚，眼淚有如月光的“金波”，想“斫卻月中桂”，讓眼淚流得更痛快一點，“一百五日”舊曆合當清明前二日，古時是“寒食節”。杜甫做詩的當時淪陷在長安。他在對月思家，所以詩的開頭兩句是“無空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接下去便是這“斫卻月中桂”的兩句。前人注為把月桂斫掉可以望到家裡人。其實即使斫掉，也是望不到的。既言“有淚如金波”，那麼金波更多些，不也就是眼淚更多些嗎？

杜甫在這首詩裡面，完全沉沒在個人的感情裡，和李白的“動機目的”顯然形成了為己與為人的對立。當然，我們也不能就此而抑杜揚李；但也不想贊同信手舉一兩詩來便輕易地抑李揚杜。

這一段話好像是有意和一些“信手舉一兩詩來便輕易地抑李揚杜”的人“對著幹”的味道。因為顯然郭沫若這樣孤立地舉一兩句李杜的詩就得出李白是“為人”，而杜甫則是“為己”的結論也是不恰當，不科學的。李白和杜甫雖然都是對月，因為情景的不同，又因為是在用一種藝術表現手法，而同樣的“對月”是可以在不同情景下都被運用而產生不同效果的，生硬地拉在一起進行論比，既不是讀詩，也不是研究詩。我們只是從這裡可以看出郭沫若確實在主觀上並不是故意要把李白說得比杜甫好，比杜甫強。我們也只能是就郭沫若的著作論著作，看他哪些地方說得對，哪些地方說得不對或不合適。

平心而論，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對杜甫的一些論述和評價還是有相當可取之處的。最突出的是書中對杜甫宗教信仰的評述，許多話為前人未說到或說而未明說而未透，應該說是郭沫若獨到之見。

對於李白信仰道教，郭沫若在書中闢了專章加以論述，精闢地說明了他從迷通道教到逐漸覺醒的過程。他並且指出了李白的思想“基本上是儒、釋、道三家的混合物”。而關於杜甫的宗教信仰，郭沫若也明確指出：杜甫不僅信仰道教，而且還信仰佛教。他在《杜甫的宗教信仰》一節中開頭是這樣說的：

杜甫曾經以“儒家”自命。……其實杜甫對於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面他雖然不像李白那樣成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面他卻是禪宗信徒，他信仰是老而愈篤，一直到他的辭世之年。

這就是說，杜甫是以儒、道、佛三家而兼於一身的。郭沫若還把杜甫和李白作了一番比較，說：

杜甫的求仙訪道早在與李白相識之前，而他迷通道教，至死不變，更篤於李白。

他相通道教，也相信佛教。比較起來，他信佛深於通道。他是禪宗的信徒，相信明心見性，不立言說。……很明顯，杜甫的精神面貌，在他辭世的前幾年，特別傾向於佛教信仰。他雖然沒有落髮為僧，看他的情緒似乎比所謂“僧寶”還要虔誠。“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的老詩人，與其稱之為“詩聖”，倒寧可稱之為“詩佛”，難道不是更妥嗎？

李白也好，杜甫也好，作為唐代的大詩人，思想信仰比較複雜，不是泥守於一家，這也是當時特定時代的現象。如果我們不斤斤於郭沫若摘去杜甫“詩聖”的桂冠，而給他戴上“詩佛”的帽子，應該說所論還是有理有據的。

除此之外，郭沫若努力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去觀照杜甫，去分析杜甫的詩，有些地方還是對的。例如對於杜甫《喜雨》詩句“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郭沫若認為“杜甫所說的‘浙右盜賊’，指的就是袁晁領導的起義農民。那將近二十萬人的農民起義軍，杜甫恨不得把他們痛‘洗’乾淨。……這不明顯地表明瞭杜甫的階級立場嗎？”這樣不迴避問題，敢於直視杜甫的階級立場，指出其階級侷限，不能說郭沫若不對。

當然，由於《李白與杜甫》寫作時的社會環境和時代氣氛，強調階級分析而至於到簡單化和絕對化的地步，“左”的思想必然對郭沫若會發生影響，因而書中也的確有一些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