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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安排十分關心。

毛澤東對郭沫若在全國文化界的影響及其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的地位，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郭沫若冒著生命危險從日本回國這一事實本身，在全國，特別是在文化界，就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的親身投入抗日鬥爭，對於挽救民族的危亡也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因此，就在郭沫若回國的第二年，亦即1938年夏天，由周恩來出面鄭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議，在文化界樹立郭沫若的領袖地位，以他繼承魯迅，成為“文化班頭”。中共中央當即同意和批准了這一建議，並很快向各地黨組織作了傳達，並對黨外進步的文化人士作了細緻工作。我們無須考證由周恩來出面提出的這一建議，究竟是先由中共中央進行了研究，還是事先並未研究而是由周恩來提出後才加以審議，因為這一純屬程式問題對於事情的本質實在無關緊要。不過可以肯定，無論是前者或是後者，當時在中央負著主要責任的毛澤東都起了重要作用。

因為，我們切不可忘記，毛澤東本人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事家，也是一位詩人。

他不可能不關心、不過問這件事。

●三、革命的“文化班頭”

郭沫若也確實不負全國人民的重望，更不負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他的囑託。他剛踏上祖國的土地，就立即投入了火熱的抗日救亡運動，投入了民族解放的鬥爭。

此時，全中國都在唱著這樣一首歌：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起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

這是當時稱作《義勇軍進行曲》而我們今天也應該人人會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抗戰開始，多少年來壓抑在人們心底的反抗之聲一下迸發了出來。儘管當時“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但人們幾乎都把全面抗戰看作我們民族轉機和生機。人們從中國共產黨推動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看到中華民族的希望。文藝工作者，特別是詩人們，一個個激昂慷慨，歡呼抗戰，歌唱抗戰的“7月”。當時在一份以《七月》命名的雜誌中，一位詩人這樣激動地寫道：

祖國呵

為了你

為了你底勇敢的兒女們

為有明天

我要盡情地歌唱∶

用我底感激

我底悲憤

我底熱淚

我底也許迸濺在你底土壤上的活血！

郭沫若的抗戰熱情更是高昂，更是激烈。他也用詩歌形式發出了這樣的聲音（《戰聲集》，後收入詩集《前奏曲》）：

全民抗戰的炮聲響了，

我們要放聲高歌，

我們的歌聲要高過敵人射出的高射炮。

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

我們再沒有顧慮、逡巡，

要在飛機炸彈之下爭取民族獨立的光榮。

尤其是抗戰開始階段，他甚至不滿足於用筆抗戰，而是儘量爭取一切機會參加一些實際工作。他經常在敵人的轟炸中來去，冒險深入戰鬥前線，訪問在北伐期間即已相識的將領，慰問在前線英勇殺敵的將士，而廣大將士英勇殺敵、決心抗戰到底的精神又反過來給他以極大鼓舞。他精神煥發，豪邁樂觀，過去同他相識的人現在見到他，都說他比以前更年輕了。他自己也有同樣的感覺，說：“這次抗戰的結果，把我們民族精神振作了起來，把罩在我們民族頭上的陳陳相因的恥辱、悲愁、焦躁、憤懣，一掃而空了。我自己額上的皺紋，眉間的鬱浪，也應該是隨著這民族覺醒的機運而消失了的。”

儘管郭沫若的回國，抱定了“投筆請纓”的決心，但他畢竟是一位詩人，一位學者，一位真正的文化人。他不可能真正“投”去那支筆，而是註定了仍要用他那支筆作武器去進行戰鬥。

他回國後為了宣傳抗日救亡，進一步激發人民群眾愛國熱情，寫下了許多激動人心的詩文。正像他在《詩歌國防》中說的那樣，詩人為了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就應該：

我們要鼓動起民族解放的怒潮，我們要吹奏起誅鋤漢奸的軍號，我們要把全民眾喚到國防前線把帝國主義打倒。

郭沫若回國參加抗戰，他的留在日本的妻兒會受到什麼樣的迫害，他是可以想見的。只不過事實比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