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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星岡還常常插手地方事務，武斷鄉曲，“聲如洪鐘，見者憚懾”。他自述道：“鄰里訟爭，吾嘗居間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催，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樽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從這篇明顯地帶有美化痕跡的《大界墓表》看，從曾星岡的兒子曾竹亭後來擔任湘鄉全縣團練總頭目，“僻在窮鄉，志在軍國”的情況看，曾星岡、曾竹亭兩代都是地方上的紳士。

曾國藩就是出生在這樣的家庭中，受祖父曾星岡、父親曾竹亭的影響很深。

曾星岡性格暴烈，言行專橫，即使對妻子王氏也是如此。王氏“虔事夫子，卑詘已甚，時逢慍怒，則辣息減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睞”。曾星岡“對子孫諸侄，則嚴肅異常，遇佳時令節，尤為凜不可犯”。他“氣象尊嚴，凜然難犯”，對兒子曾竹亭尤其嚴峻，“往往稠人廣坐，壯聲呵斥；或有所不快於他人，亦痛繩長子，竟日詰數愆尤。間作激宕之辭，以為豈少我耶？舉家聳懼。”兒子竹亭則“起敬起孝，屏氣扶牆，躇徐進，愉色如初”。曾星岡是這個封建家庭中威嚴的最高統治者。

然而，他對子孫們的嚴格與嚴厲，在另一方面卻有助於子孫的成長。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十一月初一日，曾國藩動身進京散館，在這之前的十月二十日早晨，他站在階前向祖父說：“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曾星岡說：“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言傳身教，對曾國藩極有影響，他寫道：“遺訓不遠，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有意重提此事，用以與諸弟共勉。在另一處，曾國藩寫道：“餘嘗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全在一‘重’字。餘行路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於星岡公。”甚至對於祖父的那種粗暴、凜然而不可犯，曾國藩也理解為：“蓋亦具有一種收嗇之氣，不使家中歡樂過節，流於放肆也。”曾國藩還寫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曾星岡的言行，對曾國藩的性格的形成，是起了很大的影響的。所以，曾國藩對祖父終身敬服。他獲得高官厚祿以後，仍然說：“國藩與國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見吾祖者，鹹謂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遠甚也。”他甚至為祖父深抱委屈，認為“王考府君群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慨，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三不信

◆原文

吾祖父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識定志，碓乎不可搖奪，實為子孫者所當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侄於此三者，皆不免相反。餘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頗能謹遵祖訓父訓，而不能不信藥。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繼志之一端也。以後當漸漸戒止。並函誡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紹述家風。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我的祖父星岡公在世時，不信醫藥，不信僧人巫師，不信地仙。其遠見卓識，堅決的意志，絲毫不加動搖，這確實是子孫所應當遵守的。近年來家中的兄弟子侄對於這三不信，都有相反的看法。我不信僧人巫師，不信地仙，較能遵守祖父和父親的訓誡，只是不能不信醫藥。從八年秋天起，我常常服鹿茸丸，這是我不能繼承遺志的一個方面。以後應當慢慢戒除，並去函告誠各位弟弟，戒除信僧人巫師、地仙等方面的事，以承續我家傳統。

※詳解

從曾國藩關於“三不信”的論述來看，曾國藩有時確實迂得可以。不信醫藥在現在看來是愚味落後的表現。曾國藩因為身體不好，只能信醫藥，卻又想努力把它戒掉，未免荒唐。至於僧人地仙之事，屬個人信仰方面的事，也不一定非要絕之而後快。如《顏氏家訓》中甚至竭力宣傳佛教可信：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世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贊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爾。原夫四塵五蔭，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積為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之節，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