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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876年）冬，他離開長沙復入京。翌年被襲封一等毅勇侯爵。光緒四年（公元1878年）六月，奉旨賞戴花翎，派充英國、法國欽差大臣。赴任前，西太后召見他於養心殿東間。西太后說：“辦洋務甚不容易，聞福建又有焚教堂房屋之案，將來必又淘氣。”曾紀澤答：“辦洋務難處，在外國人不講理，中國人不明事勢。中國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為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稱報仇雪恥。”西太后說：“這些人明白這道理的少。你替國家辦這點事，將來這些人必有罵你的時候，你都要任勞任怨。”曾紀澤說：“臣從前讀到‘事君能致其縣’一語，以為人臣忠則盡命。觀近來時勢，見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竟須拼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是臥病之時，即寫了遺囑吩咐家裡人，安排將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見事務重大，非一所能了事，於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時京城士大夫罵者頗多，臣父親引咎自責。寄朋友的信常寫‘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八個字，正是拼卻聲名以顧大局。其實當時事勢，舍臣父之所為，更無辦法。”西太后問：“你現在在總理衙門居住？”曾紀澤答：“總理衙門事務勢不能不秘密，臣等從前未敢與聞。現因奉旨出使，須將英國、法國前後案件查考一番。其全案雖在郭嵩燾處，然臣在路上必有外國人交接應酬，若言談之際全然不知原委，未免不便。”西太后滿意地說：“你辦事倒很細心。”

是年的九月初四，曾紀澤攜眷離京，轉滬起程赴法，出任常駐英、法大臣。在出使任內，他刻苦攻讀英語、法語，深入瞭解各國曆史、國情，研究國際公法，考察西歐各國工、商業及社會情況。他還將使館由租賃改為自建，親自負責圖書、器物的購置，務使使館規模不失大國風度，亦不流於奢靡。使館落成，他還親書一聯懸掛大門兩側：

濡耳染目，靡麗紛華，慎勿忘先父儉以養廉之訓；

參羊倚衡，忠信篤敬，庶可行聖人存而不論之邦。

上聯警策自己，要不忘其先父“儉以養廉”的家訓，能在西方的花花世界立於不敗之地；下聯則闡明其外交宗旨，要尊孔子所說的“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和《莊子·齊物論》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的教言。這種謙虛謹慎和為政清廉的作風，深為外國人所敬重。

在曾紀澤出使任內，巴西於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透過駐英公使與曾紀澤聯絡，謀求與中國建交、通商，並招募華工墾荒。曾紀澤審時度勢，積極建議清廷予以同意。惟對招募華工一事，因美洲各國虐待“苦力”，他請予拒絕。可見中巴建交，曾紀澤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正月，曾紀澤被補授大理寺少卿，除任駐英、法大臣以外，還兼任駐俄大臣，赴俄談判收復伊犁地區問題。曾紀澤赴俄之前，崇厚已在赴俄談判中擅自簽訂了《里瓦幾亞條約》，喪權辱國，朝野譁然。曾紀澤這次出使，舉國矚目。六月，他行抵俄京，前後談判達10個月，正式會談辯論，有記錄可稽者51次，反覆爭辯達數十萬言。經他的據理力爭，於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正月二十六日，終於達成《中俄改訂條約》（即《中俄伊犁條約》），與崇厚原訂條約比較，雖然伊犁西境霍爾果斯河以西地區，仍被沙俄強行割去，但烏宗島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帶，均已收回，並取消了俄人可到天津、漢口、西安等地進行經濟活動的條款，廢除俄人在松花江行船、貿易，侵犯中國內河主權等規定。

光緒九年（公元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後，曾紀澤極力抗議法政府的無端挑釁。主張“堅持不讓”，“一戰不勝，則謀再戰；再戰不勝，則謀屢戰”。他與法人爭辯，始終不屈不撓，並疏籌“備禦六策”。

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三月，曾紀澤卸駐法大臣職，旋晉兵部右侍郎，仍為駐英俄大臣，與英國議定《洋菸稅厘並徵條約》。幾經周折，終於為清政府爭回每年增加煙稅白銀200多萬兩的權利。

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年）六月，曾紀澤攜家眷離英返國，幫辦海軍事務。不久，遷兵部左侍郎，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其間，他關心外交諸事，隨時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議，還改進了駐外公使與國內聯絡的電報通訊辦法。他在外交界享有盛譽，與郭嵩燾齊名，時人稱“郭曾”。

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閏二月廿三日，曾紀澤卒於京師戶部任內，年五十一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