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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先是在英格蘭後來又流傳到了美國。儘管這詞語是如此的複雜而且毫無疑問地屬於一個新生事物,但即便是在最微不足道的細節上也與1908年阿卡姆鎮上一個奇怪的病人口中某個令人困惑的詞語完全吻合。
與此同時“我”的體力也逐漸開始恢復,但是他卻需要再透過一種古怪的方式來重新學習去使用我的雙手、雙腿以及身體上的其他部分。因為這些奇怪的行為以及一些由於失憶造成的其他障礙,在一段時間內,“我”仍然被給以了嚴格的醫療看護。
當“我”發現他企圖隱藏自己不同於常人的嘗試失敗後,“我”坦率地放棄了繼續努力,不再隱瞞,並且變得開始渴求地學習任何種類的資訊與知識。事實上,在醫生看來,這是因為當“我”接受了失憶這一事實後,已變得對自己真正的身份毫無興趣了。
接著,他們很快地發現其實我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歷史的某一段時期上。關於那個時期的歷史、科學、藝術、語言、民俗等等各個方面,不管那些東西是人盡皆知的事實還是艱澀難懂的學識,統統都被“我”記錄了下來。 有些時候,事情顯得更加奇怪,“我”甚至是無意間就記下了那些相關的知識。
同時,他們也留意到,“我”還具備了一種無法解釋的能力,似乎能夠掌握那些幾乎不可能被知道的知識——雖然“我”似乎更願意把這種能力隱藏起來,而非展示給其他人看。但是有時他的確會無意間偶然提及一些超出人類認知範圍之外的黑暗時代的一些事情。而當他留意到聽眾流露出來的驚訝的表情時,他又立刻會宣告這只是他編造一個笑話而已。甚至有兩三次,“我”的這種談論未來和過去的事情的習慣給其他人帶來了不小的恐慌。
但很快這種奇怪的不經意間的舉動就銷聲匿跡了。可仍然有一些人認為與其說這是那些奇怪的知識漸漸消失遺忘的結果,還不如說是“我”在這些方面變得更加小心翼翼罷了。事實上,“我”仍然異常貪婪的學習著這個時代的談話、禮節、觀點等等各個方面的知識,就如同“我”是一個從遙遠的其他國度來的勤奮的旅行者一般。
後來,當“我”一得到大學圖書館的允許後,“我”就幾乎把我全部的時間花在了大學的圖書館內。不久之後,“我”又開始給自己安排一些古怪的旅行,以及在歐洲和美國的大學裡參加一些特別的課程。這些舉動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給我帶來了不少的非議。
不過,這段時間裡,“我”還從來沒有為缺乏學術上的訪問與接觸苦惱過。我的案例在當時的心理學家之間廣為流傳。在課堂上,我被當作了雙重性格的典型案例——只是“我”偶爾顯露出的一些怪異的症狀或者一絲偷偷地嘲弄神情仍然讓那些教授們有些迷惑。
這些年來,“我”一直沒有結交什麼真正意義上的朋友。會面者總是會從“我”言行間感到一種模糊的厭惡和恐懼,彷彿“我”已經不再能和正常或健康劃上等號了。這種恐懼和不祥的想法在我會面者之間產生了寬泛而巨大的隔閡。
甚至連同我的家人也不能倖免。從“我”開始用奇怪的方式練習走路的那一刻起,我的妻子就一直用一種極端厭惡和恐懼的眼神盯著“我”,併發誓說“我”不過是一個篡奪了她丈夫身體的十足的異類。終於在1910年,忍無可忍的她向法庭提出離婚。得到批准後,她就離開了,並此後一直拒絕在任何情形下與我見面,甚至1913年我已恢復正常後也是如此。我的長子和小女兒也似乎有這種感覺,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見過他們。
只有我的小兒子,溫蓋特; 似乎尚能克服我的轉變帶來的厭惡與恐懼。雖然他的確察覺到我已經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但是當時只有八歲的他很快就堅信那個原來的我很快就會重新到他身邊。而當我再度恢復正常後時,他立刻找到了我,同時法庭也許可了我對他的監護權。在後來的那些年裡他一直協助我進行關於那段時間裡我到底去了哪裡的研究。而現在,35歲的他已經成了密斯卡託尼克大學的一名心理學教授了。
但是我卻對這可怕的一切一點也不感到驚訝。這是肯定的,因為我知道,1908年5月15日醒來的那副軀體裡的思想,聲音,甚至面部僵直的表情都不屬於我,都不屬於納撒尼爾·溫蓋特·匹斯里。
我儘量不再去詳細描述“我”在1908到1913年間的生活。反正讀者們也可以從那些老的新聞報紙和科學雜誌裡瞭解相關的資訊,基本上我也是這麼做的。
在那段時間裡“我”拿到了原本屬於我的資金,非常精明而節省的將它們花費在了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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