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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不掛，見莊周竟一口咬定莊周偷了他的包裹和傘，無論莊周怎麼辯解，漢子就是不依，莊周說：“慢慢的，慢的，我的衣服舊了，很脆，拉不得。你且聽我說幾句：你先不要專想衣服罷，衣服是可有可無的，也許是有衣服對，也許是沒有衣服對。鳥有羽，獸有毛，然而王瓜茄子赤條條。……”云云，不知胡謅一些什麼。漢子根本不承認自己已死了數百年——這絕不可能，故當莊周說讓司命還他一個死時，他竟說：“好，你還我一個死罷。要不然，我就要你還我的衣服，傘子和包裹，裡面有五十二個圜錢，半斤白糖，二斤南棗……”莊子說：“你不後悔？”“小舅子才反悔！”——注意這一句，這大概是一句北方話，其世俗氣息、生活氣息濃郁到無以復加。（《起死》）

令我們仰止的精神之山、之父，只這一句話——雖還不是出自他口，但因他是與說這種語言的人（鬼）對話，也就一下被打落到平庸的日常情景中而頓時成了一大俗人，並且還是一個頗為可悲的俗人。

中國文學關心世俗、好寫世俗當然不是從魯迅開始的——小說本出自市井，胎裡就帶有世俗之痕跡、之慾望，但將神聖加以俗化，不知在魯迅先生之前是否還有別人，即使有，大概也不會像魯迅寫得如此到位，又如此非同一般的。

魯迅無論是寫《故鄉》、《祝福》、《阿Q正傳》、《肥皂》、《兄弟》之類，還是寫《非攻》、《采薇》、《奔月》、《理水》、《起死》之類，都以俗作為一種氛圍，一種格調。俗人、俗事，即便是不俗之人，也盡其所能將他轉變為俗人——越是不俗之人，魯迅就越有要將他轉變為俗人的慾望。俗人、俗事，離不開俗物。因此，魯迅常將炸醬麵、辣椒醬、大蔥、蒸乾菜這些平民百姓的食品寫入作品。這些食品之作用，絕不可以小覷，烏鴉肉的炸醬麵一旦被提及，我們就再也無法進入“紅樓”的高雅與托爾斯泰筆下的高貴了。一碗炸醬麵從何而來的改變雅俗的力量？食色性也，食是人的生活的一個基本面，這個基本面反映著人的生存狀態。這就是好萊塢的電影在呈現貴族生活時為什麼總是要將許多鏡頭留給豪華大廳中的早餐或葡萄美酒夜光杯之晚宴的原因。

魯迅的行為，用今日之說法，就是解構神聖——用調侃的方式解構。中國八十、九十年代文學的某些品質，在魯迅那裡就已經存在著了，只不過當時的批評家未能找到恰當的批評言辭罷了。需指出的是，魯迅之作與今日之痞文在實質上是很不相同的。首先，魯迅在將一切俗化時，骨子裡卻有著一股清冷與傲慢。他是一種居高臨下的俯視，俗在他而言，並非一種品質，而是一種興趣，更確切的說法是，俗是他的一種物件——被嘲弄的物件。透過嘲弄，他達到了一種優越感流過心頭乃至流遍全部肉身的愉悅。俗不是他融入其中——更不是他樂於融入其中的狀態，而是他所看到的、激起了他嘲弄之慾望的狀態。在看這些作品時，我們總能隱隱覺得，魯迅抽著煙，安坐一旁，目光中滿是智慧與悲涼。

中國當下文學的俗化（痞化），則是作者本身的俗化（痞化）作用的結果。而在構思之巧妙、語言之精絕、趣味之老到等藝術方面，當下文學與魯迅之間就更見距離之遙遙了。

魯迅為什麼將一切俗化？可從魯迅對現實、對傳統文化的態度等方面而找到解釋，但還應該加上一條：魯迅出身於一方富庶人家，但他從小所在，卻是在汪洋大海般的俗生活圖景之中。此種情景，周家大院外無處不在，甚至也隨著家傭們帶進大院，魯迅熟悉這一切，甚至在情調上也有所薰染。

＇鳥頭先生＇

《理水》中有一個滑稽可笑的人物，魯迅未給他名字，只叫他“鳥頭先生”。知情人，一眼便能看出，這是魯迅在影射�頡剛。“鳥頭”二字來自“�”一字。《說文解字》：“僱”，鳥名；“�”本義為頭。

就單在《理水》一篇中，魯迅就影射了潘光旦（“一個拿拄杖的學者”）、林語堂、杜衡、陳西瀅等，《奔月》影射了高長虹，《起死》又再度影射了林語堂。《采薇》中有：“他喜歡弄文學，村中都是文盲，不懂得文學概論，氣悶已久，便叫家丁打轎，找那兩個老頭子，談談文學去了；尤其是詩歌，因為他也是詩人，已經做好一本詩集子。”又有：“做詩倒也罷了，可是還要發感慨，不肯安分守己，‘為藝術而藝術’。”這樣的話總讓人生疑：又是在影射誰呢？至於說魯迅在雜文中影射或乾脆指名道姓地罵了多少人，大概得有幾打了。當年，�頡剛受不了，要向法律討一個說法。其時，魯迅在廣州，�致函魯迅：“擬於九月中回粵後提起訴訟，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