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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談到了我們的研究工作，甚至還寫了下面這樣的話：“我之所以能想出對早已死去的學者們提問的方法，部分地要歸功於我研究過皮亞傑對活著的兒童提問的方法”（《發生認識論研究報告》第二十五卷，第七—八頁，一九七一年）。

第三，我們要說明，雖然研究認識論的哲學家們太經常地置心理發生問題於不顧，但我們主要關心的是跟那些對他們自己那門科學的認識論感興趣的科學家們建立聯絡。事實上，近代數學、物理學等的最有價值的認識論是由數學家、物理學家自己提出來的。使我們很受鼓舞的是研究這些科學的認識論的學者當中有許多人對於心理發生問題感到興趣。例如，哥本哈根的尼爾斯·波爾研究所在它五十週年時舉行了一個關於統計性因果關係的學術報告會，除了純物理學家的論文以外，還有兩篇邏輯學論文和四篇（在總共十二篇論文當中）是關於偶然性、機率、因果關係等概念的心理發展的報告：我們看到在物理學家與心理學家之間進行著和我們的發生認識論年會一樣的討論。另外一個令人感興趣的標誌是麻薩諸塞州洛威爾技術學院的物理學家A。I。米勒的一個研究報告，它包括了範圍廣闊的題目，並且宣稱“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和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量子力學方面的發展都是屬於結構主義的研究”。同樣，在對米斯納和惠勒的幾何動力學的一個研究報告裡，物理學家加西亞問道：這些工作是指向動力學的幾何學化呢，還是相反地指向客體空間的物理學化呢？或者說，這兩者是不是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區別，而僅僅是相輔相成的呢？他作出結論說：“這種區別只有根據對基本方程裡出現的概念的起源所進行的發生學研究結果去理解時，才能具有恰當的意義”（《發生認識論研究報告》第二十六卷，第一八八頁，一九七一年）。無可否認，這不過是一些確定的跡象，但是這些跡象卻指明瞭：當各門不同學科之間人們日益感覺到的那些現在還不存在的跨專業關係一旦建立起來時發生認識論所將起的作用。

總的說來，我們想說：對認識的心理發生的研究是進行認識論分析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這種研究教導我們：認知的結構既不是在客體中預先形成了的，因為這些客體總是被同化到那些超越於客體之上的邏輯數學框架中去；也不是在必須不斷地進行重新組織的主體中預先形成了的。因此，認識的獲得必須用一個將結構主義和建構主義緊密地連結起來的理論來說明，也就是說，每一個結構都是心理發生的結果，而心理發生就是從一個較初級的結構過渡到一個不那麼初級的（或較複雜的）結構。因此，邏輯數學運演最後就跟行動的一般調節（聯合、排列順序、對應等等）聯絡起來，分析到最後，就跟生物的自我調節系統聯絡起來；但是生物自我調節系統並不是預先就包含著所有那些建構物，而僅僅是這些建構物的起點。

J。皮亞傑

引言

我高興地趁寫這本發生認識論小書的機會，覺得有必要給這樣一個重要的看法以更為顯著的地位，這個看法雖然已由我自己和我的同事們在這個領域裡的工作得到證實，但是還太少受到注意，即：認識既不能看作是在主體內部結構中預先決定了的——它們起因於有效的和不斷的建構；也不能看作是在客體的預先存在著的特性中預先決定了的，因為客體只是透過這些內部結構的中介作用才被認識的，並且這些結構還透過把它們結合到更大的範圍之中（即使僅僅把它們放在一個可能性的系統之內）而使它們豐富起來。換言之，所有認識都包含有新東西的加工製作的一面，而認識論的重要問題就是使這一新材料的創造和下述的雙重性事實符合一致，即在形式水平上，新專案一經加工製作出來就立即被必然的關係連結起來；在現實水平上，新專案，而且僅僅是新專案，才使客觀性成為可能。

非預成結構的建構所產生的問題公認為不是一個新近才提出來的問題，雖然大多數認識論學者提出的看法仍然不是先驗論的（實際上目前在某些情況下已回到了天賦論）就是經驗論的，認為認識從屬於預先存在於主體或客體中的一些形式。所有的辯證觀點都強調新異性概念，併力圖用由正題和反題的相互作用而不斷地發展出來的“新的合題”來加以說明。科學思想史不可避免地提出視界的改變問題，甚至還提出了“範型”的“變革”問題（庫恩）；例如，布隆施維克就提出了一個關於推理本質上是動態的認識論。在較為專門的心理學領域內鮑德溫的“發生邏輯學”對認識結構的建構提出了深刻的見解。還可以引證諸如此類的一些其它嘗試。

我們之所以關心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