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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言，加給黑、白兩井薪本銀。四十二年，以河東鹽斤陸運虧折，命每斤加耗五斤。時價平銷速，兩淮請豫提下綱之引，歲入至五六百萬。惟乘輿屢次遊巡，天津為首駐蹕地，蘆商供億浩繁，兩淮無論矣。

或遇軍需，各商報效之例，肇於雍正年，蘆商捐銀十萬兩。嗣乾隆中金川兩次用兵，西域蕩平，伊犁屯田，平定臺匪，後藏用兵，及嘉慶初川、楚之亂，淮、浙、蘆、東各商所捐，自數十萬、百萬以至八百萬，通計不下三千萬。其因他事捐輸，迄於光緒、宣統間，不可勝舉。鹽商時邀眷顧，或召對，或賜宴，賞賚渥厚，擬於大僚；而奢侈之習，亦由此而深。或有緩急，內府亦嘗貸出數百萬以資週轉。帑本外更取息銀，謂之帑利，年或百數十萬、數十萬、十數萬不等。商力因之疲乏，兩淮、河東尤甚。

五十一年，以兩淮歷四年未豫提，命江督查奏。尋請嗣後每間一綱豫提一次。上諭以正引暢銷為主，無庸拘定年限。厥後惟五十七年及嘉慶五年各行一次。且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繳提引餘息銀數逾十萬，命江蘇巡撫彰寶查辦，鹽政高恆、普福，運使盧見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賠。至四十七、四十九兩年，乃先後豁免三百六十三萬二千七百兩有奇。後遇大經費，商人但藉輸將之數，分限完納，一二限後，率皆拖欠。

五十六年，江西巡撫姚棻奏：“建昌府界連閩省，路徑較多，必添設緝私卡巡，始收實效。”上曰：“行鹽分界，必使民食不至捨近求遠、去賤就貴乃善。建昌既距福建為近，其價必輕，何以不就近行銷？若酌改鹽徵、鹽課移彼地輸納，非惟便民，即私販亦將不禁自止。”旋兩江總督覺羅長麟、湖廣總督畢沅等奏稱：“小民惟利是圖，往往得寸思尺。如建昌劃歸閩省，則私販即可越至撫州，於全域性所關不細。”乃命仍舊。既長麟奏請建昌設總店，屬縣設子店，分銷課引，依閩省時價斤減二文以敵私，更於各要隘分巡嚴緝。得旨速行。

河東自十年眾神保就現行賤價，定為長額，而商始困。後池鹽收歉，借配蘆、蒙、花馬池各鹽，又開運城西六十里之小池。時民食缺少，商倒無人承充，乃令退商舉報短商，五年更換，富戶因受累多規避。四十七年，巡撫農起奏準，仍定為長商，引地分三等配勻，復請加價二釐，試行三年再核定。嗣經部議駁，得旨允行。久之，力仍竭蹶。五十六年，命馮光熊巡撫山西，調甘肅布政使蔣兆奎為山西布政使。初，兆奎以河東運使入覲，帝問辦潞鹽之策，以課歸地丁對。及光熊入京，命與軍機大臣議之。未定，而山西署巡撫布政使鄭源鸘疏至，力言不便。上曰：“課歸地丁，朕早慮及地方官曾受鹽規，必持異議。今鄭源鸘果然。伊調任河南，河南亦有行銷河東引地。倘從中阻撓，從重治罪。”八月，光熊言：“河東鹽務積疲，惟有課歸地丁，聽民自運。既無官課雜費，又無兵役盤詰及關津阻留，未有不前者。請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凡山西、陝西、河南課額，在於三省引地百七十二屬地丁項下攤徵。”於是山西攤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二兩、陝西攤十四萬六千三十七兩、河南攤八萬六千六百三十三兩各有奇，並議章程十：一，課銀各解本省籓庫，雖遇蠲免地丁之年，不得蠲免；一，部引停領，免納紙硃銀；一，無許地方官私收稅錢；一，鹽政運使以下各官俱裁汰；一，移河東道駐運城，總管三場；一，鹽池照舊歲修；一，三場仍立官秤牙行；一，課項內有並餘積餘等銀，應分別攤免；一，運阜運儲二倉穀石，應分別歸併存借；一，鹽政應支各款，各就近省籓庫動支。從之。五十七年，上幸五臺，光熊、兆奎奏言，自弛鹽禁，民無攤課之苦，有食賤之利。而陝西巡撫秦宗恩、河南巡撫穆和藺亦以鹽充價減聞。上甚悅。甘肅鹽課，雍正元年嘗攤入地丁，九年復招商，至是仍行前法。而陝西漢中、延安二府及鄜州各屬之食花馬池鹽者，亦一併攤入地丁焉。

嘉慶四年，命停各省鹽政中秋節貢物。五年，以雲南課額常虧，從巡撫初彭齡言，改為灶煎灶賣，民運民銷。其法無論商民，皆許領票。運鹽不拘何井，銷鹽不拘何地，完課後聽其所之。就諸井現煎實數，將定額勻算攤徵，有餘作為溢課，儘徵儘解。所有放票收課事宜，即歸井員經理。至八年，著為定章。十年，諭兩淮鹽每引加十斤，不入成本，以補虧折。先是蒙古阿拉善王有吉蘭泰鹽池，向聽民販於托克托城辦鹽，分銷山西食土鹽各地，不準運赴下游。其後稽察漸懈，竟順流而下，不獨池鹽為所佔，且侵及長蘆、兩淮。十四年，陝甘總督那彥成奏辦奸民出販，請飭阿拉善王將所留漢、回奸民獻出。王懼，獻鹽池，命將其歲入銀八千兩如數賞給。尋戶部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