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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究竟又要困難些。這是因為人在這時是獨個兒與自己為伍，他是在向內看自己而不是向外看，而別人離開＇我＇老遠的＇情況＇也很難挪到近處來，因而在眼前就沒有衡量這信對別人發生什麼印象的尺度了；而這位別人卻相反，他悠然自在，在寫信人無法知道的心情中瀏覽這封信，在不同的時間又可重讀幾遍，這就容易發現＇寫信人＇隱藏了的意圖。最容易認識到一個作家的為人怎樣也是在他的作品裡，因為＇上面講的＇所有那些條件在這裡所起的作用還要顯著，還要持久些。並且在自傳裡偽裝既如此困難，所以也許沒有一篇自傳，整個的說來，不是比任何其他的史書更要真實些。把自己生平寫記下來的人是從全面，從大處來看他一生的，個別事態變小了，近在眼前的推遠了，遼遠的又靠近了，他的顧慮縮小了。他是自己坐下來向自己懺悔，並且是自覺自願來這樣作的。在這兒，撒謊的心情不那麼容易抓住他。原來任何人心裡都有一種熱愛真理的傾向，這是每次撒謊時必須事先克服的，然而在這裡這個傾向恰好已進入了非常堅固的陣地。傳記和民族史之間的關係可以從下面這個比喻看得更清楚。歷史使我們看到人類，好比高山上的遠景使我們看到自然一樣：我們一眼就看到了很多東西，廣闊的平原，龐然的大物，但是什麼也不明晰，也無法按其整個的真正本質來認識。與此相反，個別人生平的記事使我們看到人類，就好比我們邀遊於大自然的樹木、花草、岩石、流水之間而認識大自然一樣。可是如同一個藝術家在風景畫裡使我們透過他的眼睛來看大自然從而使我們更容易認識自然的理念，更容易獲得這種認識不可少的、純粹的、無意志的認識狀況一樣；文藝在表出我們在歷史和傳記中能找到的理念時也有許多勝過歷史和傳記的地方；因為，在文藝裡也是天才把那面使事物明朗化的鏡子放在我們面前，在這面鏡子裡給我們迎面映出的是一切本質的和有意義的東西都齊全了，都擺在最明亮的光線之下；至於那些偶然的、不相干的東西則都已剔除乾淨了。

表出人的理念，這是詩人的職責。不過他有兩種方式來盡他的職責。一種方式是被描寫的人同時也就是進行描寫的人。在抒情詩裡，在正規的歌詠詩裡就是這樣。在這兒、賦詩者只是生動地觀察、描寫他自己的情況。這時，由於題材＇的關係＇，所以這種詩體少不了一定的主觀性。——再一種方式是待描寫的完全不同於進行描寫的人，譬如在其他詩體中就是這樣。這時，進行描寫的人是或多或少地隱藏在被寫出的東西之後的，最後則完全看不見了。在傳奇的民歌中，由於整個的色調和態度，作者還寫出自己的一些情況，所以雖比歇詠體客觀得多，卻還有些主觀的成份。在田園詩裡主觀成分就少得多了，在長篇小說裡還要少些，在正規的史詩裡幾乎消失殆盡，而在戲劇裡則連最後一點主觀的痕跡也沒有了。戲劇是最客觀的，並且在不止一個觀點上，也是最完美、最困難的一種體裁。抒情詩正因為主觀成分最重，所以是最容易的一種詩體。並且，在別的場合藝術本來只是少數真正天才的事；然而在這裡，一個人儘管總的說來並不很傑出，只要他事實上由於外來的強烈激動而有一種熱情提高了他的心力，他也能寫出一首優美的歌詠詩；因為寫這種詩，只要在激動的那一瞬間能夠對自己的情況有一種生動的直觀＇就行了＇。證明這一點的有許多歌詠詩，並且至今還不知是何許人的一些作品，此外還有德國民歌，——《奇妙的角聲》中搜集了不少好詩——，還有各種語言無數的情歌以及其他民歌也都證明了這一點。抓住一瞬間的心境而以歌詞體現這心境就是這種詩體的全部任務。然而真正詩人的抒情詩還是反映了整個人類的內在＇部分＇，並且億萬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人們在由於永遠重現而相同的境遇中曾遇到的，將感到的一切也在這些抒情詩中獲得了相應的表示。因為那些境遇由於經常重現，和人類本身一樣也是永存的，並且總是喚起同一情感，所以真正詩人的抒情作品能夠經幾千年而仍舊正確有效，仍有新鮮的意味。詩人究竟也是一般的人，一切，凡是曾經激動過人心的東西，凡是人性在任何一種情況中發洩出來的東西，凡是呆在人的心胸中某個角落的東西，在那兒孕育著的東西，都是詩人的主題和材料，此外還有其餘的整個大自然也是詩人的題材。所以詩人既能歌頌＇感性的＇享樂，也能歌頌神秘＇的境界＇；可以是安納克雷翁，也可以是安琪路斯·席勒治烏斯；可以寫悲劇，同樣也可以寫喜劇，可以表出崇高的＇情操＇，也可以表出卑鄙的胸襟，——一概以＇當時的＇興致和心境為轉移。因此任何人也不能規定詩人，不能說他應該是慷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