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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林徽因得到一封“恭賀弄幛之喜”的電文，三天的焦慮才石頭落地。

今日說的建築當年稱營造，四十年代後期梁思成創辦的清華大學建築系就叫營建系。

一九二九年朱啟鈐自費在北平建立了“中國營造學會”，它原是旨在研究建築文獻的學術團體，後由“學會”改名為“學社”，加強了建築實踐的考察。當時朱啟鈐自任社長，請學社成員、清華老校長周貽春專程赴瀋陽，動員梁思成、林徽因加入他的隊伍。梁思成起初很是猶豫，一面是不捨親手建起的東北大學建築系，另一面礙於朱啟鈐本人口碑不佳。

朱啟鈐是個老牌官僚，曾經官至國務總理，與趙秉鈞、陳宦、梁士詒一起擁戴袁世凱復闢，總攬登基大典事務，他們四個被時人稱為“四凶”，名聲狼藉。然而朱啟鈐還不失為一個有事業心的官僚，任職國會參議院期間，他經手修建中山公園，對古代建築發生了濃厚興趣。他偶然在南京的江南圖書館發現了宋代古籍李誡的建築著述《營造法式》，自此決心傾注財力和心血，將餘生獻給古建築研究的組織工作。他撰寫的《中國營造學社緣起》，認識到，“方今世界大同，物質演進。茲事體大，非依科學之眼光，作有系統之研究，不能與世界學術名家公開討論”。同時又深感中國古建築文獻大有絕滅之虞，亟需人才發掘弘揚。他建立學社，為的是“絕學大昌，群才致用”。

朱啟鈐這般深明大義、求賢若渴，梁、林夫婦經再三權衡，終於決定回到北平。朱啟鈐在天安門內故宮的一角，為學社找了十幾間西廡舊朝房作辦公用房。梁思成擔任學社的研究部主任，位在社長之下，眾人之上。林徽因的職務是校理。一九三二年營造學社又請劉敦楨任文獻部主任，偏重文獻研究，梁思成為法式部主任，重在實地考察。梁思成、林徽因實現了朱啟鈐的宏願，朱啟鈐則成就了梁林的事業。夫婦倆很是感激這位伯樂，梁思成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清式營造則例》序言中特向他表示謝意：“若沒有先生給我研究的機會和便利，並將他多年收集的許多材料供我採用，這書的完成即使幸能實現，恐也要推延到許多年月以後。”話是梁思成所說，實為夫婦倆共同的心聲。林徽因不僅在實際研究中與丈夫默契合作，而且還執筆撰寫了統率全書的第一章“緒論”。

據林洙統計，營造學社在北平期間，除測繪故宮的重要建築六十餘處及市內的安定門、阜成門、東直門、宣武門、崇文門、新華門、天寧寺、恭王府外，還離開北平調查了一百三十七個縣市，調查古建築殿堂房舍一千八百二十三座，詳細測繪的建築二百零六組，完成測繪圖稿一千八百九十八張。（林洙著《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林徽因生下兒子從誡後，身體明顯好了起來，力爭要與梁思成同行外出考察。五、六年時間裡，林徽因的足跡遍及六、七個省份，幾乎是不到一年就外出一次長途跋涉。她甚至還到了西北地區距甘肅不遠的耀縣，東南到了臨近福建的宣平。北京八大處，山西大同的華嚴寺、善化寺及雲岡石窟；太原、文水、汾陽、孝義、介休、靈石、霍縣、趙縣的四十多座寺廟殿閣，河北的正定隆興寺，蘇州的三清殿、雲巖寺塔，杭州的六和塔、金華的天寧寺、宣平的延福寺；開封的繁塔、鐵塔、龍亭；山東有十一個縣，包括歷城神通寺和泰安岱廟，以及西安的舊布政司署，陝西的藥王廟，處留下了林徽因的身影。這是一條十分漫長的行程。梁思成為《清式營造則例》寫序時特別說明：“內子林徽音在本書上為我分擔的工作，除‘緒論’外，自開始至脫稿以後數次的增修刪改，在照片之攝製及選擇，圖版之分配上，我實指不出彼此分工區域，最後更精心校讀增削。所以至少說她便是這書一半的著者才對。”

他們在北方最後一次考察，也是最為輝煌的一次，數五臺山木結構佛光寺的發現。西方的古代建築基本是石塊砌成，經得起風雨侵蝕，雷火毀壞，因此至今留存很多。中國房屋多以磚木構建，當時已不知是否還有唐代木構建築的存在。日本人曾揚言，要看這樣的建築只有去他們的奈良城。林徽因和梁思成立志要找到中國唐代的木結構建築，然而這又談何容易！舊中國沒有一份建築名錄，到全國各地去尋找，無異於大海撈針。然而，有志者事竟成，經過辛勞奔波，他們最終發現了珍貴的佛光寺。一九三七年初夏，梁思成、林徽因和學社同仁莫宗江、紀玉堂向五臺山進發，山路狹窄崎嶇，他們只好騎著馱騾慢慢前行。後來連騾子也不肯走的時候，只得下來牽著它繼續前行。步履蹣跚了兩天，他們在黃昏中突然望見了夕陽下金光四射的宏偉殿宇，再近看遠翹的飛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