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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國防；五不能收復臺灣。如果不殺或許對臺　灣還會產生影響。毛澤東考慮再三，在5月2日的一次會議上又　說到：目前馬上釋放，時機尚不成熟，其理由是：“放早了，老　百姓不那麼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老百　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不講清楚這個道理，　一下子把他們放掉了，人家就不瞭解，也沒有這個必要。”

大政方針是定下來了，具體步驟還得小心翼翼。

中共中央甚至向各省市黨委及中央一級國家機關、群眾團體　黨組發文，徵求對溥儀等漢奸、滿奸罪犯和康澤、杜聿明、王耀　武等內戰罪犯的處理意見。《通知》中的語氣極為誠懇：究競是　從嚴處理，並且把其中罪惡重大的殺掉一批為好，還是從寬處　理，不處死刑，按其情節，分別判處適當的徒刑，不需要再判刑　的則陸續釋放，並且陸續特赦一些已有悔改表現、願意立功贖罪　的較大的戰犯，把他們當作政治資本加以利用為好呢？這個問　題，是值得慎重研究的。但《通知》又表現出明顯的傾向性，從　大道理上講：估計採用後一種處理辦法，會有助於我們孤立、動　搖、瓦解國內外敵人，首先會有助於孤立蔣介石集團和解放臺灣的鬥爭；會有助於安定社會上同統一戰線內部對我們還抱有疑懼　的分子一一主要是右翼分子和有過政治劣跡的民主人士，使人民　民主統一戰線獲得進一步的鞏固和擴大……《通知》又從“小道　理”上說：從這批國民黨犯人本身的情況來說，他們過去雖然多　是一些“死反革命”，有過重大罪惡，但多半是高高在上、同群　眾直接接觸較少，不像直接壓迫群眾的惡覇土匪頭子等那樣，不　殺掉一批，群眾就不敢起來。再說他們已經被關了六七年（蔣軍戰犯）或者十多年（日偽戰犯）必在關押改造過程中，多數已經　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現，有些並且要求立功贖罪，重新做人。　因此，現在對這些罪犯並沒有一定殺一批或者從重處刑的必要。

《通知》認為：從總的方面權衡利害，中央覺得似以這樣處理為好。

也是在1956年，毛澤東宣佈集中被俘的國民黨高階黨、政、軍、特戰犯，對他們進行加速改造。於是公安部門到全國各地監　獄、勞改單位挑選被俘戰犯中武官軍長一級、文官省長一級、特　務將官級共200多名，集中到北京戰犯管理處，即通常所說的功德林。

功德林在北京城西德勝門外，原是一座廟宇，清朝末年被改　造成監獄，北京軍閥時代，這裡是著名的全國第二模範監獄。新中國成立後，公安部接管了這座監獄，改名為北京戰犯管理處。

這400多名高階戰犯中，不少人是黃埔生。而黃埔生是靠蔣　介石栽培的，這些人“效忠校長”的信念即使在戰敗之時，也沒有泯滅過。

一期生杜聿明可以算得上是蔣介石的寵將。國共雙方三大戰　略決戰，他參加了遼瀋和淮海兩大戰役，實際指揮了一個半，可　見蔣介石對他的倚重。在淮海戰役中，他指揮的幾十萬大軍全軍　覆沒。他想化裝逃跑，可跑不出解放軍佈下的天羅地網。絕望之　時，他拔出手槍，對準自己的腦袋企圖自殺。幸虧跟隨他的副官眼疾手快，把手槍奪了下來。他當了解放軍的俘虜。解放軍沒有　認出他時，他謊報是第十三兵團的軍需，叫高文明。可他連十三　兵團六大處處長的名字一個也寫不出來。他深知罪大惡極，系中　共權威人士宣佈的43名罪犯之一，被查出後，必死無疑。與其　被處死，不如先自殺，為蔣介石盡忠。他乘警衛人員離開之機，　揀起一塊石頭往腦袋上亂打，頓時血流滿面，不省人事。幸好看　守人員及時發現，送到衛生處搶救，才免一死。為了防止他自　殺，一段時間裡不得不給他帶上沉重的腳鐐手銬。

國民黨第十四兵團中將司令宋希濂兵敗大渡河畔，最後被解　放軍四面包圍，走投無路。他覺得被解放軍俘虜可恥，拔出手槍　準備自殺。警衛排長一把奪下手槍，才沒自殺成。好像是事先統　―口徑，宋希濂也說自己是一個軍需官，叫周伯瑞。當他被指認　出是宋希濂後，他認為沒有生還的希望了，時刻準備著死。及至　被帶到樂山縣城時，解放軍的隨軍記者要給他照相，他極為反　感，決心搗亂。當記者對好鏡頭，準備按動快門時，他突然轉身　扭過頭去，不讓對方照。如此反覆四五次，氣得記者沒辦法。宋　希濂當時想：反正你們把我抓來也難以活命，還照什麼相？如果　報上一登，人家看到我們這些人的狼狽樣子，昔日的聲威豈不蕩　然無存？要死也要死個骨氣，決不能丟這個臉！

廖耀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