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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讓大臣們計議。

軍器大監何子舉對吳潛提出：“若上行幸，　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　？”

御史朱貔孫也說：“鑾輿一動，　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　。”

據說，理宗曾就遷都問題徵詢吳潛的意見，他問吳潛：“蒙古兵日益迫近，計當如何　？”

“只得遷都暫避　。”吳潛直率地回答。

“卿家如何　？”理宗又問。

文天祥傳 ？２８？

“臣當守此禦敵　。”吳潛認為皇帝是國家的象徵，只要皇帝安全，國家一時有難，還是有希望的。自己身為宰相，守土有責，當然不能離開京師。

想不到這句話竟引起了理宗的疑心，他毫不留情地反問：“卿家想做張邦昌嗎　？”

張邦昌比秦檜更加聲名狼藉，在南宋是人人唾罵的漢奸。理宗的猜忌，吳潛覺得這不僅是對他的不信任，而且也是極大的侮辱，他再不願說話了。

這時朝廷中籠罩著失敗、逃跑的氣氛，南宋處於極端危急的境地。遷都訊息一傳出，臨安城裡頓時鬧得風聲鶴唳，達官貴人都收拾行裝，準備逃往別處，一般百姓惶惶不可終日。

在這個緊急關頭，文天祥覺得不能不挺身而出。他預料到自己職卑言輕，皇帝未必能採納自己的意見，但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他還沒有就任，不能用職銜向皇帝上書，便以“敕賜進士及第”的身份，寫了那篇著名的《己未上皇帝書》。

在這篇奏章中，文天祥揭露了董宋臣的罪行，指出遷都之議是小人誤國，此議如果實行，“六師一動，變生無方　”，“京師為血為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　！”他認為董宋臣惡貫滿盈，　不把他處斬，　舉國上下的怨怒無法消解；中書的政令不得施行；敢於直言的賢才就有所顧忌，不敢出來任事；敵人的氣焰不會被打文天祥傳 ？２９？下去；將士的忠義之心不能激發起來，國家的禍患就沒有平息的日子。

這些慷慨激昂的議論，不只是發自文天祥的肺腑，也是朝野許多正直之士的公論。當然，即使立即處斬董宋臣，矛盾也不能得到解決，局勢也不會立即好轉，但他希望理宗透過對董宋臣的處置作為開端，表示有悔悟的心跡，從而重新整理政治，激勵人心，挽救宋朝的危亡。他特別對理宗提出忠諫：

“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杌隉。陛下為中國王，則當守中國；為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臥薪以勵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且在旦夕　。”

這段話很尖銳，很有氣魄，卻也是實事求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　”，這種看法不是沒有道理的。蒙古崛起以後，成吉思汗率大軍二十萬進入中亞，滅亡花剌子模，越過高加索山進入頓河流域草原地區，所向披靡。窩闊臺繼任大汗後，東征高麗，南滅金國，又派大軍遠征歐洲，在他們所佔領的地方先後建立了窩闊臺、察哈臺、欽察、伊兒四個汗國。但是蒙古和南宋的戰爭已進行了２５年，雖然蒙古兵也曾飲馬長江，侵入南方，但東南半壁江山並未淪喪，文天祥傳 ？３０？四川許多地方和京湖一帶都還在進行抵抗，說明了滅亡南宋並不容易。這裡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西部、南部山巒重疊，河湖佈列，不利於騎兵的縱橫馳騁。特別是南方需要水戰，蒙古兵和北方兵都不習慣，力量較難施展。如果宋軍據險抵抗，蒙古兵不一定能佔到便宜。

“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　”，這也是事實。軍民的反擊是蒙古征服南宋的重大障礙。２０多年來，蒙古兵雖然打過許多勝仗，但也多次遇到激烈抵抗，吃過大虧。如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年）闊端率兵入侵四川時，利州（廣元）守將曹友聞在青野原、大安兩次擊敗蒙古兵。嘉熙元年（１２３７年）口溫不花和察罕率軍進攻黃州，被孟珙擊退。第二年，宋朝任命孟珙為荊湖制置使，孟珙出兵三次，連戰皆捷，接連收復信陽、樊城、襄陽、光化等軍事要地，荊襄形勢為之一變。也在這一年，察罕率兵圍攻廬州（安徽合肥），在巢湖造船，企圖進攻江南。　宋安撫使兼知廬州杜杲派舟師和精銳部隊扼守淮河要地；六合人趙時哽率領兩淮民兵參加保衛廬州的戰鬥，蒙古兵攻勢受挫，轉而進犯滁州（安徽滁縣）。　知招信軍（江蘇盱眙縣北）餘Ｘ提精兵救援，蒙古兵乘虛進攻招信軍，被餘Ｘ回師猛擊，死傷無數。這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