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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啊，明明是那麼好的機會？你該不會是擔心自己沒辦法適應英國的生活吧？”

“怎麼可能？我是擔心我媽。”她一邊翻著面前的書本，一邊輕描淡寫地說，“你別看她在外面挺強的，其實一點生活常識都沒有，連個雞蛋都煎不好。而且她都35歲了，卻還是一個人，心裡肯定急得不得了，如果我不在的話，說不定她哪天又會跟某個連澳大利亞人說什麼語言都不知道的傢伙訂婚了。我可受不了那種笨蛋當我的後爸。”

我微笑地看著她說：“看你平時裝的挺酷的，其實骨子裡是個乖小孩吧。”

她沒理我，過了會兒，忽又問了句：“你明天去參加那個人的婚禮嗎？”

我愣了一下，惱說：“你這小屁孩居然偷聽大人的閒話！”

“是你昨天晚上打電話聲音太大了好不好？”她辯解說。

我躺回沙發上，默然地看著天花板，俄而說：“還是不去了吧，去了也只會覺得尷尬。”

“那你跟他，就這樣了啊？”

“就這樣吧。也沒有別的辦法了。”我說。

我忽然覺得困頓不堪，數日少眠的倦意像一塊巨大的岩石重重地向我壓下，一週以來我終於第一次沉沉地睡去。我甚至沒有來得及跟蘇格說晚安。

第二天，我果真沒有去參加楊康的婚禮。因而我並不知道他是如何親吻了黃令儀，又是合著哪支曲子跳完了第一支舞。他的婚禮之後，我們有很長時間沒有見面。《聽。說》終究沒有重新開播，於是我不得不再次去另一家電視臺從外景主持開始做起。然而我再沒有遇見趙銘澤和齊總監那樣的知遇之人，我日益老去的容顏也漸漸成了阻礙我向上發展的透明天花板。我一直將外景主持的工作做到了30歲，而後一個22歲的女孩兒取代了我的位置，我終於成了一個默默無聞的編導。

熬夜加班成了常有的事，我在不知不覺中染上了抽菸和酗酒的惡習，酒精損壞了我的肝臟，尼古丁燻黑了我的肺，長期的伏案工作使我患上了嚴重的脊椎病，我的後背每年有一半的時間都疼得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