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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第十章　界線

2008年7月

七月半，夏安給我和唐文心寫了一封長信。

那天下著雨，唐文心撐了傘穿過半個校園來見我，棕色的牛皮信封上沾了幾滴雨點和一層薄薄的溼氣。

開啟信封，三頁便箋紙，應該是從筆記本上撕下來的。她的字十分秀逸，然撇和捺卻綿延得有些誇張。當然，她說過那其實是顏良的字跡。

“小曼，文心：轉眼已月餘不見，你們好嗎？”她這樣寫道。

“你們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不在汶川了。最近發生了一件事，讓我不得不離開這裡。

顏良跟我分手了。我知道這幾年你們已經聽厭了這句話，我也說厭了。

他打來電話的那天，我正在一個簡易棚屋外面的空地上給幾個學齡前的孩子讀故事書——自我來這裡那天起，我做的就是像這樣不起眼的工作。有時我也會幫災民們搬搬東西、分發食物、寫寫標識什麼的，諸如此類。我也做不了其他的事。

即便這樣，我心裡也有一種像是在冬天的早晨喝下了一杯巧克力奶那樣的溫暖和滿足感。我想這大概就是我來這裡的原因吧。我並非像你們所說的那麼無私和偉大，也沒有什麼大愛無疆的情懷。我是個失敗者，需要透過幫助和關心他人的方式來忘記自己的軟弱。

我和顏良之間早就出了問題，或者說，我們的關係從一開始就是畸形的。來汶川之前，我已經整整一週沒有跟他講過話了。我以為我從他身邊逃走，他就沒有機會再傷害我一次。只是我沒有想到，他隔著千山萬水也要把那句話告訴我。

他倒是沒有再說我的任何過錯，事實上，他說了我種種的好。他說自己是個混蛋，我配得上更好的男人。我問他是不是愛上別人了。他沉默了一會兒告訴我：你沒有我過的一樣好，可是她沒我不行。

後來我就忘記了他又說了些什麼，因為我一直在想他剛剛說的那句話是什麼意思。我也忘了是怎麼結束通話的電話。我放下手機時，嗓子眼裡忽然乾的好像要冒火了，可是我又覺得並不是真的很渴。我恍恍惚惚地走進棚屋裡去找水，卻不小心把一個相框碰倒在地上。

我慌忙撿起來，相框上的玻璃已經碎了一半。我見過這張相片，住在這間棚屋裡的那個老人曾給我看過。相片里人都已經在那場地震中死去了，那是她的丈夫、兒子、女婿和孫子。而今她身邊只剩了一個兒媳和女兒。我見到她們的時候，她們眼睛裡沒有半點神采。不過倒是沒有在媒體和巡視的官員面前流過眼淚了，因為有人告訴她們生者要堅強。

我捧著那張相片，仔細端詳著那些逝者臉上的笑容，眼淚不知怎麼的就掉了下來。然後淚水就像是決堤的洪水一般洶湧而出。那位老人和她女兒聞聲過來，我就抱著她們放聲大哭了起來。我從來沒有哭的那麼悲傷過，就連國悼日那天我都沒有哭。可是唯獨那天卻哭得昏天暗地。最後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因為自己還是因為她們而哭了。

我覺得心裡痛得厲害，難過的好像要窒息了。人們總是那麼想當然地告訴她們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可是事實上，她們不會好起來了。她們失去了自己的父兄、丈夫、兒子、勞動力和精神支柱，這個家庭已經分崩離析了，怎麼可能還會好起來呢？對於那個已經古稀之年的老人來說，恐怕在她離開這個世界之前都不會覺得自己的生活還會好起來了。想到這裡，我愈發地哀傷。老人和她的女兒也在一旁啜泣了起來。

那之後的第二天，我就被當地的政府和公益組織勸走了，他們說我目前的狀態已經不適合再做志願者了。我自己也這樣覺得。

我想我大概需要一個假期了，我想去一個四季都看得到陽光的地方生活一段時間。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希望下次見面的時候我臉上已經露出了笑容。

希望我們永遠都不要再失去。夏安。”

最近我和楊康好像走近了一些。我漸漸地發現，其實在不涉及他的私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倒也沒有那麼令人討厭。特別是當他慷慨地帶我來公司新節目策劃會這樣的場合的時候。

這是公司為某家電視臺製作的一檔奧運節目，策劃會已經開了一個多月，就連名字都改了四五次，奈何那位臺長卻依然不是很滿意。

“你知道，如果是在國外的話，根本就不用這麼麻煩。”我正專心致志地聽那幾位導演和製作人討論著節目形態和內容，楊康突然在我耳邊說了一句。

“為什麼？”我問道。

“如果在國外，直接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