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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麼樣的，就是什麼樣的制度容易產生**，與什麼樣的經濟利益相聯絡，權力的濫用程度和權力的尋租含量的關係。第三是否存在濫用權力，相競爭的其他公共和sī人服務，替代品的費用和權力的尋租費相比。這就是一般自由派的觀點，他就是說最好政fǔ的權力不要過大，要有替代，如果可以找別的地方解決，那麼尋租的人就少了。第四，制度對使用者提供廉政的保證jī勵，就是說公務員要漲工資，**要嚴懲，從這兩方面來增加**的成本。第五，在多大強度上謀取**利益的行為和長期經濟效益成反比關係，就是說**從長期來說，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八十年代很多人就說**對經濟發展有好處，那個是處於特殊的轉軌時期，**起到潤滑劑的作用，當從長遠來看**是沒有好處的。第六，看尋租者對公共代理人的權力的需求叫做幼稚型的需求。也就是說，行賄者是尋租者，有權力的人叫公共代理人，行賄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權力，是為了辦成他的事情。與現在買官不同。這種情況下的需求較幼稚型需求。

比如說前幾年在哈城抓的李xiǎo二，他本是一個地痞，利用權力關係到銀行貸了六億。所以他就是利用上層關係辦成事情，貸走六億，還了四億，捲走兩億去了美國。像這種就是諸如廉價貸款的，第1就是‘尋租者與代理人兩者之間比較成本和收益的過程’。這樣**有多嚴重，就取決於代理人利用權力提供的服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替代。比如說宗教可以代替法庭裁決，地痞可以代替警察，社團可以代替政fǔ。第2個就是說‘其他服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替代’。如李xiǎo二可以不去勾結組織部長，他可以透過其他渠道，這樣就有替代xìng了。第3個‘尋租費用在謀求sī利的總費用中所佔的比例’，就是說還要看huā多少錢。第4個是‘尋租者之間的競爭’。這就夠成對權力服務的需求彈xìng。而權力服務這邊，一個官員在什麼情況下會**就取決於官員為了獲得既有的權力huā了多少努力。如果官是買來的，那麼他就很容易**，要收回成本，多年未當官huā費的努力就叫沉降成本。這個成本可能永遠也收不回來，怎麼辦只能在當官的幾年加劇的**。3‘為補充資源所需的費用決定承擔的風險，與尋租者索取的權力服務的報酬’。就是說要當好這個官還需要資源的不斷補充，需要左右手，需要有人來吹捧。這個補充需要費用，然後就有預期的風險，預期風險索取權力服務的報酬越高。有人說嚴懲貪汙就可以杜絕**，這個跟理論上就不太一樣。嚴懲貪汙有人就不敢**了，但是有人卻**的更厲害了。可以因為別抓而不做了，也可以收取更多的賄賂，因為辦事的風險更大了。4‘預期以既有權力為基礎還能獲得新的多大的權力’。5‘代理人權力因為年齡身體狀況政策變動市場結構等影響權力的折舊率發生變化的方向和速度’，所以才有‘59歲現象’。就是快退休的人貪汙的勁頭就比較大。因為快一年了就想著趕快貪汙，年輕的話就說還不著急，當科長時就等著當市長在貪汙，那這二十年就不會貪汙了。還有一種是提拔我的領導快下去了，我也快下去了，那麼在這之前我要貪汙。所以在反**的前提下十六屆四中全會是一個重大反**的契機。黨中央最高層在完成了權力jiāo接以後，新的領導上來了。所以前幾年**為什麼那麼嚴重，可能跟他們要下去有關。新上來的領導還得換一批人，從這一角度來說華夏有反**的非常好的機會。

這些經濟學理論包括政治學心理學法學理論都很有意思。一看就知道我們研究的太少，應拿出更多錢設立研究機構，對所有這些問題設立更多的課題結合我們的案例進行一非常詳細的討論。因為抓人這個事實需要慎重的，在轉型期什麼算是犯罪什麼算是不犯罪有時是說不清楚的，有些時候可以槍斃但有些時候就可以放了，差別就這麼大。因為是一個變化過程就必須結合實踐，很多案例的研究追溯處理舉例說明等都是不確定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一邊反**，一邊工作一邊加強研究。

有一位香港學者，他比較客觀的研究了**問題之後，提出的第一個結論是把一般**和系統化**應該區分，前者是一切有組織的人類無法免除的症狀，一般**是有人有權力就有；而系統化的**是要反對的，我們現在反對的是系統化的**。他的意思是隻有靠**潤滑劑才可能提供公共服務的系統化的權力尋租行為，說華夏社會還沒到這步，即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靠**來解決問題。說什麼時候社會到達這種離了**就動不了，這個社會就完了。印度泰國就到達了這種程度。有人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