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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有什麼意義呢?
南湖省的工作剛告一段落,安在濤又臨危受命被派去東北,頭銜仍然是“國務院工作組組長”。事實上,“組長”是安在濤除“局長”之外最常用的頭銜,這或許也是安在濤最不想要的頭銜——每當他變成“組長”時,也往往意味著一起礦難事故的產生和一段焦心的旅程。
2008年4月份,《經濟日報》在頭版刊發了這樣一篇文章:《安在濤——痛並奮鬥著》
“安在濤大概是2007年以來全國罵人最多的官員。就像他那些言猶在耳的‘狠話’,他那張冷峻的面孔也讓人過目不忘。2007年9月臨危受命以來,這位國家煤監局局長目睹了整個國家近一年來此起彼伏的礦難,因此在這張面孔上面,公眾可以看到痛苦、憤怒和疲憊與日俱增。”
“在以前擔任東山省房山市市委書記的時候,安在濤的風格並非如此,那時採訪過他的中央電視臺主持人雪莉說他看起來心態平和,高大英俊,氣度儒雅。這種變化是因為他得一次又一次直面血淋淋的礦難,頻密的礦難與安全事故使他的心靈與精神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央視主持人雪莉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這樣說。”
“有專家認為,我們的安全監察體制歷來縱橫交錯、條塊分割。在煤炭行業,實行的是垂直監管,非煤炭行業的安全監管則以地方政府管理為主。以煤炭行業為例,如果全國的煤礦安檢要像美國那樣一年進礦山檢查4次,安檢人員的配置起碼要增加30倍。”
“這種弱勢局面造成了安監部門理不直、氣不壯、腰不硬、刀不快的情況,經常是停產整頓指令下了,封條也貼了,但缺乏強有力的制裁手段和後續措施。安在濤在處理一起礦難時向記者感嘆道,‘我們安全監管單位沒有槍沒有炮,只有一把衝鋒號’。正因為這樣,這個壯志不已又疲於奔命的國家煤監局局長,滋味複雜地告訴央視主持人雪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來電話,半夜來電話一般沒什麼好事情。”
“在安在濤履新的這大半年中,他除了四處奔走做救火隊長,怒斥不良礦主和官員,他還在設計著一些更為長遠的治本的規劃。他上任後推開的大事之一,就是要把每個礦工的死亡賠償金提高到30萬以上,這一措施已經逐漸開始在一些礦難中實施。他期望透過這種處罰,可以使礦主們寧可拿出錢去預防安全隱患。”
“一個更大舉動是試圖以2年時間還掉幾十年來的安全欠賬……還建議修改刑法、安全生產法、煤炭法中有關事故罰款的條款,以加大對發生事故的煤炭企業和相關責任人的懲罰力度;他同時建議國家應當重視煤炭行業的人才培養。”
……
……
5月11日,為了確保奧運會平安舉行,營造“和諧有序”的輿論氛圍,在國務院領導的指示下,安在濤代表國家安監總局和煤監局主持召開了全國煤炭行業安全生產和深入體制改革會議。
會上,安在濤慢慢抓過話筒,眼望著臺下黑壓壓的一群分管煤礦安全的地市級官員,眼中的某種憤怒和無力神采同時閃爍著。這個時候,他的心情非常沉重;而同時,他也頗有幾分如釋重負的感覺。
這個救火隊長,他當不了多久了,奧運會後,他將卸任國家煤監局局長,中央另有任命。這一方面是他暗中“運作”的結果,也是中央幹部調整的結果。這也是他踏入官場以來,頭一次主動地向組織上“提要求”換崗位。這個救火隊長讓他痛苦不堪,體力上身體上的奔波煎熬上不足掛齒,心靈上的折騰他越來越不堪其重。
而奧運會前後,為了維護國家形象,各地縱然發生礦難也會低調處理,安在濤終於可以喘一口氣了。
“同志們,煤礦安全的重要性,我覺得不需要再講、再強調了。安全重於泰山,礦工生命重於泰山,這些口號我們天天講年年講,從牆上到嘴上……但是礦難還是此起彼伏。”
“有的時候,我覺得我這個國家煤監局局長乾的真是窩囊。大概,在這個地球上,再也找不出一個國家像我們這樣頻發礦難了,摁下葫蘆起來瓢,東邊救火完了西邊就下暴雨,從去年9月份以來,我疲於奔命,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我去過了幾十個產煤地區。”
“為什麼?我請大家認真思考一下這個問題,摸著自己的良心好好問問自己。”
“人死了,不是幾十、幾百的統計數字。數字是冰冷的,可是這些人也是有家庭、有父母的,我們做工作多想想這些家庭吧……安全生產工作主要靠基層,不能單靠我這個局長,單靠煤監局,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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