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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養也不是，實在是尷尬異常。一個稅關從官到吏，好歹要有五六個到十來個人，一年的俸祿也不是小數。

但有的稅關，一年的收入不過就是幾十兩，說起來是笑話，更象是黑色幽默。

明朝的商業稅從三十稅一到限到現在的五十稅一，甚至是一百稅一，朝廷在鐵、茶等原本應該控制嚴格，獲得極大收益的事上都收不到錢，萬曆派到蘇州和雲南的稅監能被人活活打死或是活活燒死，皇帝連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用絕食的辦法來□□。

明太祖在設計制度的時候沒有把商人當人，結果現在商人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大糧商和鹽商加上海商和官員勾結，彼此分享權力和利益回報，在這個利益集團之下，皇權都是碰了釘子，沒有任何辦法，於是民間是越來越富，朝廷卻是越來越窮困。

到萬曆晚年，計算收入。

糧食是分夏稅和秋稅，結果在萬曆三十年左右來計算，夏稅米比洪武年間少收了九十萬石，而秋稅麥子比洪武年間少收了二百多萬石。

這還是在人口比洪武年間最少增長了十幾倍，耕地面積也大為增長的提前下！

洪武年間耕地是八億畝，米麥全年稅收是三千二百萬石，到了萬曆年間，降到了兩千七百萬石。

平均每畝耕地的稅收才是百分之三的稅率！

後人說明朝皇帝窮奢極欲，稅率驚人，其實是完全的胡說八道。就算是把雜派驛站使費全加上，平均一畝地不過是百分之五六的稅率，遠遠低於漢唐。

這也是萬曆到崇禎朝廷不得不幾次加稅的原因，就算是三次加稅，稅率其實仍然不高，在江南湖廣閩浙，沒聽說因為朝廷加稅而民不聊生甚至造反的記錄。

百姓日子難過，西北和河南是天災，加上明朝悲劇的體制下沒有救災措施，事後又沒有賑濟，而另一個原因，就是土地兼併後，田主對佃農的盤剝。

清朝建立，沿用的還是明朝徵三餉後的稅率，根本沒有減稅這一說，只是在某些御用文人的宣傳之下，好象清朝真的減稅了，其實清朝入關到康熙年間，戰亂不絕，要真的免稅，哪有錢支撐它打幾十年的仗？

清朝運氣就好在，一六五零年前後，小冰河時期結束，天氣回暖，冬季有雨雪了，這樣北方農民獲得了生存下去的土壤，而且又有玉米和番薯這樣的耐旱作物引入，清朝的運氣，實在是太好了。

農稅都是這麼低，更加不提明太祖根本看不上眼的商稅。

在宋時，海洋貿易一年有幾百萬貫的收入，茶、鹽、酒、鐵，一年有超過千萬貫！

到了明朝，卻是一切成空。

到明初時，因為元朝對中國的壓榨，中國千年積累的財富幾乎被搶光，銅錢和金銀儲備極其匱乏，根本連宋的十分之一也沒有。

沒有金銀銅，商業也基本被破壞，於是明太祖覺得既然如此，反正商人也是壞人，乾脆就不要商業流通，政府收稅以實物為主，發薪水也基本上是以實物為主，並且連徭役什麼的也是以實物。

第八十三章　稅（3）

如果萬一有需要，那麼政府印一點鈔票就是了。

這也就是樸實的小農思想，根本就沒有一點經濟意識，大明寶紗沒有準備金，根本就成了一張廢紙，實物交納到幾十年後就證明必須要變革，否則朝廷無以維持，根本養不起官員和軍隊。

至於某地收的糧食奉命送到某衛所的蠢事，後來就更加行不通了。

雖然明太祖的制度實在不高明，後人卻也沒有辦法全盤推翻，農稅如此，商稅也是如此，只能在原本的基礎上修修補補，根本無濟於事。

到了崇禎年間，任何提高稅收的行為都是罪惡，都是罪大惡極，罪不容誅。象楊嗣昌這人，不可否認有不少的缺點，但名聲之壞，主要還是因為他支援崇禎加稅。

光是這一點，就足夠被那些自己是大地主，大商人，還勾結商人大發其財的官員士紳們破口大罵了。

田稅都收不上，商稅就更不必提。茶稅在幾十年前一年還有幾十萬兩，到了崇禎年間一年才兩萬兩，這點錢，養一個營的兵都不夠！

皇帝的尷尬和悲哀，張守仁在這幾個月裡透過邸報也是漸漸瞭解了很多。

邸報其實就是這個時代的報紙，官員的升遷和貶落，朝廷的新動向方針，還有皇帝召見大臣問政的內容等等，甚至各省的邸報側重不同，有時候還會刊登一些花邊新聞一類的東西。

當然，軍事類的訊息，永遠是邸報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