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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大元帥，文秀兄弟不僅在一開始的《興師檄文》中，就號召‘尊奉天朝，剪除貪官汙吏，出民水火，廢除苛捐雜稅，恢復生產，減輕人民負擔，安回安漢’，還明確指出了‘清朝挑撥回漢互鬥，是貪官殘暴於民；只有回漢同心，才能推翻清廷’的宗旨。”

“誰都清楚，當年發生在保山的那場滿清政府極力挑撥下的回漢互鬥事件中，受了滿清官府矇騙的漢民，曾經大肆殘殺回民兄弟，文秀兄弟的一家老少五口，也就是那次事件裡慘遭殺害，僅他一人倖免於難。文秀兄弟堪稱是個極其曉事理、明大義的大英雄。總督署裡那副‘天生英雄，恢復中原世界；地出豪傑，戳破清朝乾坤’由文秀兄弟自做的對聯大家都看到了，他是真心把一切生長在我們這塊兒土地上的各民族兄弟都當作了一家人，把中華河山當成了他自己的家園。

所以才有雲南一光復，他就立即一心撲在雲南的經濟恢復和發展商。他組織、計劃、實施天朝土地法上，提供給百姓耕牛、種籽，籌劃興修水利、組織墾荒、開礦、煮鹽、鼓勵官、民結合的商隊積極往來，計劃修通各地的驛道、橋樑。還提出要從內地聘請技師發展雲南的紡織業，爭取早日實現布匹的完全自產。尤其是那個在瀾滄江上架設‘飛龍橋’的計劃，與安王殿下對雲南的期望恰好是不謀而合，這樣一來，即可以溝通滇西以至對緬甸國的貿易，也使邊遠的滇西地區經濟一樣能夠繁榮起來。”

林鳳祥吃了口秦日綱夾給他的菜，嘆了口氣，“與豁達、明事理的文秀兄弟相比，西北的回民上層卻是更熱衷於建立起一個完全屬於自己本民族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尤其是還有一些人，對我們漢人還抱有著極大的仇視，把他們飽受滿清政權壓制的苦難，由滿清官府挑撥起來的民族間的矛盾，一股腦的全都記在了漢民族的頭上。”

“他孃的，真沒想到，這裡面還有如此多的蹊蹺。”秦日綱恨恨地朝地上啐了一口，忽然，他又想到了一個問題，“我一直就有個擔心，既然我們對西藏提出了民主區域自治的意向，那以後會不會也有別人要模仿？新疆、蒙古，還有這個陝甘的回民們？想起這些，我都快暈了，要是真這樣，那雲南也要該自治了，我們的老家兩廣、還有四川、貴州……再他孃的加上滿清鬼，都自治，那還要我們天朝政府幹什麼？”

林鳳祥沒有說話，而是看了看黃再興。秦日綱隨口而出的這一番疑問，他的確還沒有更多地想到過，兩廣、雲南、四川，它們憑什麼自治？滿清最終將被打倒，滿族再自治那豈不是更成了笑話？

“天朝指示我們與西藏接觸，提出西藏自治的問題，目的當然是為了爭取西藏的早日和平，攻城為下，攻心為上嘛。不過，這種自治畢竟是建立在必須承認天朝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權，西藏是天朝領土的一部分基礎上的。以前在東征閒暇的時候，就曾經聽到安王殿下唸叨過對西藏和新疆、蒙古的今後政策，其實我起初也還不是很理解這些，甚至感覺沒有必要。”黃再興笑著看看秦日綱，“不過，今天咱們還是談談西北迴民的問題，這是當務之急。”

接著，黃再興憑著他超凡的記憶，給林鳳祥、秦日綱講述起了他由林海豐那裡、從一些書籍及後來對某些人的調查瞭解中得到的東西里，自己所領會的西北伊斯蘭教發展史：

伊斯蘭教與佛教，還有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相比，有著一個很大的不同，它不僅僅是一種精神信仰，同時還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社會的表現形態。既然是社會形態，它自然就會有自己的社會權力，這個權力就是“教權”。他們的領袖，不僅僅是精神上的領袖，同時還是一個國家的政治領袖。聽殿下講，海外有個叫中東的地方，那裡的許多穆斯林國的君主在登基的時候，都是要邀請最著名的“教主”為其加冕。伊斯蘭教“教權”的巨大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我們國家西北地區伊斯蘭教的發展情形和外面不一樣。西北伊斯蘭教的產生，既不是被阿拉伯帝國武力征服的結果，也不是像當初極力想在我國進行傳教的西方教會那樣，由穆斯林傳教士有計劃地傳教的後果。它只是當年西域的穆斯林人民一代代在這裡留居、繁衍的結果。

殿下在以前談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曾經笑著說過，伊斯蘭教不是被“傳進”我們這裡的，而是被“帶進”來的。所以，西北伊斯蘭教的這個產生過程，也就決定了它在最開始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只是作為一種個人精神信仰而存在著的，像我們現在的佛教。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教權”，也就只能是侷限於於對個人生活方式的影響，卻不會對整個的社會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