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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說完了，咱們還得按照紅色天朝的歷史慢慢來寫，具體誰去翻案呢？那要等到紅色天朝民主那天，給吃飽了撐到的文人們留著，省得他們找不到題目。不要擔心，會有人寫的，不過寫了以後結局是什麼？大家儘可以展開想象的翅膀，睡覺睡不著的時候，慢慢去想，權當安眠藥一用。

慈禧把個杜翰罵的狗血噴頭，一直罵累了算，由於涉及太后尊貴的身份和高貴的隱私，罵了些什麼就不必一一細說了。反正杜翰先是體弱篩糠，虛汗淋漓，最後雙腿一軟，昏死過去。

當年諸葛亮罵死大司徒王朗是藝術構思，是羅貫中勉為其難，今天，慈禧太后罵混軍機大臣杜翰，那是眾目睽睽，絕對是真的。

透過珠簾，慈禧看著杜翰一頭栽到，心裡有說不出的舒坦。她的話語並沒有就此停下來，而是轉向了議政王奕忻，“六王爺，哀家掏空的國庫和內務府，鬧了個兩手空空，逢年過節還要像討小錢兒一樣的跟大家陪著笑臉兒，生怕得罪了哪位爺。哀家現在總算是有了個忠義救國軍，哀家倒想問問六王爺，你說該怎麼辦？”

奕忻慢慢抬起了頭，卻不敢去看垂著的珠簾。兩家聯防，統一指揮，勢在必行，可是完全聽命於俄國人，像僧格林沁說的違背什麼祖制的，那是根本談不上了，祖制早被踩在了腳下。他所擔心的是，這樣一來，那可真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了。能勝嗎？勝了固然好，勝利者往往是不受責備的。可是那種期盼中的勝利，似乎很渺茫。真要是就敗了呢……

他沒有把求助的目光轉向醇郡王奕譞，那個忠義救國軍的總統就是個擺設，是太后為了抓住軍權故意擺放在那裡當畫看的。他把目光放在了李鴻章的身上。

“啟稟太后，臣以為總顧問閣下的提議可行。”李鴻章果然不負奕忻的所託，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從各種方面分析，臣等雖然對新學、新械有了些許的認識，但是畢竟不如盟邦來的更熟悉。這也就是朝廷大軍在前一階段重大失利的主要原因。為此，臣等救國軍同僚認為，有必要由盟邦來統一指揮中原軍隊，否則，無法阻止‘赤匪’的進一步北侵。”

現在的李鴻章，是個具有獨特的性格特徵的人，而他的性格特徵，恰恰是其文化素質、心理條件和現實社會烙印的綜合反映。他崇尚四點：

第一是“拼命作官”。李鴻章自稱其“拼命作官”意在爭權競勢和扶危安傾。因而他為此勇往直前，絕不後退半步。他精通“宦術”，“好結內援”，“獻媚宮闈”，“固寵求榮”；他甚至還是給人以勇於任事，“不避勞苦，不畏謗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詬，以濟時艱”的良好印象。說白了，只要是能夠升官，他可以不顧一切。

第二是“不學無術”。李鴻章自詡“生平不解空言高論，只知以實心辦實事”。不尚空談固然是其所長，但缺乏以“真實學問”為根底的所謂“以實心辦實事”，絕不可能收到“旋乾轉坤”的實效。如果他還能夠有個安靜的晚年，對此他自己就會有所省悟：到時候他會唉嘆，那就是該“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驕之氣，任意胡為，其實沒有根底。現在真實學問，已用功不進。”

第三是“恃才傲物”。隨著地位的飆升和權勢的膨脹，他開始了心態畸變，飄然欲仙。暗自吹噓支援大清“天下”者，“捨我其誰”。對同僚倨傲不恭，對部屬動輒訓斥。不過，他也是第一個敢對盟友表面極端奉承，卻是私下怠慢的人。

第四是“好以利祿驅眾”。被時人譽為識時務之朝廷新秀的李鴻章，雖然出身儒生，但卻在“西學”和“變局”的影響下，已經產生了疏離儒學的傾向。他注重“治國平天下”，開始漠視“以修身為本”；注重事功，漠視為人；張揚功利主義，否定儒家義利觀。他曾直露地說，“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耳，我無利於人，誰肯助我？”功利既是李鴻章搏擊宦海的動力，又是他驅策部眾的工具。他遴選部眾，“著重於經世致用。凡有謀略而幹練，必受到賞識擢撥，文章道德，尚在其次。”李鴻章以功利為紐帶，先是在他所控制的忠義救國軍水師，繼而在相當的範圍內，結成了一個龐大的群體。

李鴻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於崇尚宋學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嚴格的封建傳統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觀念根深蒂固，他鼓吹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窺測朝廷之跡”。他不傻，他看出來了滿清統治風雨飄搖，猶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廣廈，稍一傾覆，遂不可支”，但他仍然要“勤勤懇懇服侍皇室，決不另有他途”。他與清廷是要互相依存，榮辱與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權來維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