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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從亞洲歸國。我將行動式膝上型電腦連到網際網路，將五個人的名字打上去逐一進行搜尋，我要找尋關於他們更詳細的資料。我用力的一拍桌子：“就是他啦！”

在沙發上睡覺的松濤被嚇的一下跳了起來，兩手還握著自己的銀色勃朗寧手槍。松濤叫道：“元首，怎麼啦？”我把電腦向他一推：“我們的目標就是他，我相信透過他一定能得知疫苗的下落，我已經有這種預感啦！”

我伸個懶腰將窗簾拉開一道縫：“今天心情特別好，晚上我們多安排點活動。今晚的日本我們還可以欣賞，明天也許它就會哭泣！”我選定的目標是日本著名生物學家光岡知足，他是日本微生物學的奠基人，他寫的《腸內革命》之書還很受美國人的歡迎，竟然推崇他為世界微生物學的威權。

我打算會一會他，他不是剛從東南亞回來嗎，那我就有理由進行懷疑，當確定個目標後，SS就如同一支利箭，必定正中目標。如果說東京繁華，那新宿就應該是繁華的中心，白天充當資本家賺錢工具的上班族們，在夜裡開始更換他們的服裝到新宿歌舞伎町拋灑一天的壓力。

海洋酒店只留下一個突擊小隊留守，其他突擊隊員分成四個小隊，每個小隊25人開始在夜晚體驗東京這座城市的生活。我一直認為反對一種主義必先了解這種主義，對付一個國家必先領略它的生活。

暴力的本身不能解決根本性問題，使用暴力只是一種手段，要用暴力產生的影響打擊對方的靈魂，在對方的心理上留下恐懼的影子，這才能從根本上擊敗這個對手。

我和松濤一隊，黑色的西服裡捌著各自的勃朗寧手槍，而我們的小隊成員都是清一色的黑色風衣，風衣當中一長一短兩大件武器，長是的俄製PP2000，短的則是國產的92式野戰手槍。

白天的新宿擁擠非常，夜間的新宿更是人潮湧動，一面是穿著正式套裝的下班族，另一面是染著頭髮，穿著暴露的未成年少女，兩種人交雜在一起，呈現出鮮明的對比。

日本人當中年齡的差距往往體現在思想的開放性上，三十歲以上的日本女人保持著傳統的日本生活方式，她們或者不工作，或者下班立刻趕回家，家庭是她們生活的全部；三十歲以下的日本年輕一代，把追求和解放兩個字理解得過於偏激，這種偏激在“性”的觀念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我和松濤等人來到新宿區最熱鬧的地方—新宿歌舞伎町，這裡是世界上出了名的紅燈區，每天在這裡享受的各國旅人平均都在30萬人次以上。整個歌舞伎町只有0。35平方公里，可就在這麼狹小的空間裡卻聚集著5000多家酒店、餐館、酒吧和夜總會，而且這裡還盤聚著70多個黑道幫派。

熱情的少女不時從街道兩側跳過來勾住妳的脖子，也有差澀的高中生站在店鋪面前不時露出自己的大腿和透明的內褲等待“援交”。由於我們穿著統一，這些從事**買賣的日本女人並不敢過來套套近乎，因為行有行規，在這裡招攬客人的女人都有依附的勢力，否則妳就是被人幹完也找不到人付錢。

我們來到新宿歌舞伎町2道街，站在十字路口上我們成為最鮮明的標尺，就像紅綠燈一樣，從四方駛來的汽車都停了下來，它們在我們沒決定離去之前就一直排在那裡，都不敢衝過來從我們面前經過。這時從一家酒吧的霓虹燈下跑過來一個青年，他戴著茶色眼鏡，穿著緊身西裝，刀削般的下巴尖得可以當釘子用。

他在我面前一躬身，頭幾乎碰到地面：“諸君需要服務嗎？”松濤打量著他不屑的說道：“到這裡不享受，難道我們來收保護費嗎？”這個人臉上一直保持著微笑，他的微笑彷彿是一張面具緊緊的扣在他的臉上。

他打量了一下我們，匆匆的幾眼他就看出我們的來頭不對，但他還是恭敬的說道：“需要什麼服務，我可以為妳們做嚮導。”松濤說道：“當嚮導可以，不過我可沒錢付。”

他愣了半秒鐘，用陌生的眼光看著松濤，沒想到松濤的一句話就已經暴露出我們的來歷，至少他已經肯定我們不是日本人，儘管我們裝的很像。東京的高樓大廈鱗次櫛比，每棟大樓在夜間都呈現出自己的顏色，甚至店鋪的每一個窗戶都有不同的燈光射出。

我停止前行，將菸蒂扔在地上用鄂魚皮鞋踩了踩，前面帶路的日本人跑了回來，他又是一躬：“您累了嗎，太對不起啦，請多包含！”在他每一次鞠躬的時候，我都能看到他左手腕上露出的乳白色佛珠，他有一雙纖細的手，這雙手是屬於外科醫生的手。我好奇的問道：“妳手上的佛珠很漂亮，能借我看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