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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對我們這些年輕人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形成無疑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許，這些就是我們一代紅衛兵之所以成為被驅使的工具的內在原因吧。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解放軍報》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無疑使人感覺到了事態的嚴重：現在有一夥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正在向黨猖狂進攻，他們之中有的已經暴露，像寫《海瑞罷官》的吳晗、寫《燕山夜話》的鄧拓、《三家村扎記》的作者之一廖沫沙，還有一些尚未暴露的也是具有更大危險的人物，他們像定時炸彈。他們的陰謀一旦得逞，我們的黨就變修、國就變色，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不行，這絕對不行！我們堅決不答應，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實在是太必要、太及時，太偉大了！我在心中已經嚴陣以待，隨時準備上戰場。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解放日報》、《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三家村”》。這是一紙戰鬥檄文，它拉開了“浩劫”的序幕。全國的文化戰線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立即開始聲勢浩大的批判《燕山夜話》、《三家村扎記》的政治運動。他們召開了動員大會，很多學校、文藝團體都搞了誓師大會，同時還結合本單位的情況“上掛下連”，有組織、有計劃地把那些在以往歷次政治運動中定了性的“階級敵人”交付給群眾批判鬥爭（後來所謂的“拋死狗”即指此而言）。為了將這些“階級敵人”打倒，黨組織認為廣大群眾必須充分認識這場運動的目的、意義，提高政治覺悟，加深無產階級感情。因而，各級黨委領導做了全面深刻的動員後，各基層領導再次逐層逐級動員。同時，他們還以各種方式抓緊進行更廣泛更強大更深入的階級教育，包括參觀“階級教育展覽”、“萬人坑”、“萬忠墓”和請苦大仇深的革命老前輩、老工人、老貧農做“憶苦思甜”報告、唱“憶苦歌”、吃“憶苦飯”等等。應該承認，這些看似與平素所進行的革命傳統教育沒有什麼區別的政治思想工作，在當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為平時的教育是抽象的、泛泛的，也可以說是虛的、空的，因此感受浮淺，影響短暫。而現在則是具體的、實在的，讓你感覺到苦難就在你面前、危險就在你身邊，讓你頭皮發麻、脊背發涼，似乎屠刀已架在自己脖子上了。尤其對我們這些青少年學生（畢竟我們沒有身受舊社會之苦，沒眼見殘酷的階級鬥爭），從此被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念左右了十幾年，有些甚至更長時間。

我們在校黨組織的部署下，百分之二百的革命群眾全身心地投入了那場所謂的“文化”的“大革命”，並且表現出了極大的政治熱情和高度的被史命感鼓脹得發酵的責任心。我們一方面按領導的佈置到處找材料（有很大一部分人原來並未看過那些“大毒草”），寫大批判稿，出大字報；另方面還得將本單位的“階級敵人”批倒批臭，徹底肅清他們的“流毒”。我們將那些“階級敵人”的“反革命罪行”化類歸項，按班級分題目，上綱上線，搞專題批判。有些單位還舉行了“批判專題競賽”：根據稿子的水平——批得深、批得透，批得有理、有力、有節，來評選出優秀班組和個人。一時間，學校教學樓內的走廊過道、大廳，從樓底到樓頂，上足天下接地，都是大字報。樓裡貼滿了，就貼在樓外牆壁上，還有馬路旁、花壇邊架起木柵欄，釘上葦蓆，起名曰“大字報棚”，也貼滿了大字報。此時神州大地文藝、文化界各單位莫不如是。這也可以算是“浩劫”一景吧。

緊跟著，《五、一六通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發出的通知，下發至縣、團級。這個通知就是“浩劫”的標誌。這個通知中點了彭真的名，撤銷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講座的彙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這個通知告訴人們：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政、軍各級領導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這個通知最後兩段是這樣寫的：

各級黨委要立即停止執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全黨必須遵照

毛澤東同志的批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

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

想，奪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