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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橋的。她已經與高金橋把生米煮成了熟飯。巴青林和姨母聽巴秋芬那樣一說，就再也沒有了其他想法，只能順其自然，由著巴秋芬任著性子去嫁給高金橋。姨母說，其實高金橋個人條件挺好的。巴秋芬找高金橋那樣一個貧下中農中的農村優秀青年幹部，應該說眼光也沒有什麼錯的。最後他們由被動變主動地同意了巴秋芬與高金橋的婚事。

巴秋芬回小堡大隊後一個星期，與高金橋一同到公社有關部門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高金橋則為巴秋芬舉辦了一次鄉風十分濃郁的婚禮。在那次婚禮中，聽說小堡大隊的社員，都去參加了，婚禮的場面非常熱鬧，也非常宏大。巴秋芬嫁給了高金橋成為一種法定事實後，過了接近十個月時，巴秋芬為高金橋生下了一個七斤五兩重的大兒子。起名叫高小寶。巴秋芬生下的兒子，正是高金橋在姨父和姨母家裡間屋的土炕上給巴秋芬播種下的生命種子。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第二章　我的初高中時代（1）

就在表姐巴秋芬上山下鄉那年秋天，我在家被就讀的小學學校放假二年後，被通知到市第十二中學去復課鬧革命。其實就是由小學升中學繼續讀書。但當權者不那麼說，非要找個帶些好聽的政治色彩的口號做藉口。

市第十二中學是我家居住地區的一所重點中學。我能夠由小學很順利地升到這所重點中學去讀書，令我的父母都很高興。我的父母都是從萬惡的舊社會熬過來的窮苦人，沒有多少文化，他們由此對我的未來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從而忽略了即時的社會背景和政治背景，不切實際地一心指望著我能夠順利地讀過重點初中，再考取重點高中，之後再考取某一所名牌大學去讀書。我的父親還特意將一個平日裡專用於收藏碎布塊的布包開啟了，從中找出來了幾塊顔色相近的黃綠色布塊，用縫糿機精心地連成一大塊布片，之後給我做了一個黃綠色書包。這個黃綠色書包比我去小學上課經常揹著的那個黃綠色書包，要大上一圈。

父親說：“上中學了，中學老師發給中學生的書，比小學老師發給小學生的書要多。書包大一些，可以多裝一些書。”

母親則耗費了一個長夜，一針一線，親自在我的新黃綠色書包蓋上和明面布上，用紅線各繡上了一個色彩鮮豔的紅五星。這是當時我們做學生背的黃綠色書包上最時尚和流行的標誌。

我便背上了寄予著父母諸多希望，傾注著父母諸多心血的黃綠色空書包，高高興興地奔往市第十二中學上學去了。學校給我新編的同班級男女同學，都是與我家同一街區住的鄰居家孩子，或是鄰居家的鄰居家孩子。學校距離我家大約有四十多分鐘的路程。由於是上重點中學去讀書，我從家裡出來往學校去的路上，被興奮和上進心驅使，總要不斷地小跑著一段路。這樣便大大地加快了趕路的速度，從而也節省了一些趕路時間上學去。

帶我們班的班主任是名教體育的男老師，姓王，三十八歲。他有一張不算難看的長四方形臉，個子長得很高。他的家在我家南面一條衚衕裡，距離我家只有半個衚衕遠。王老師原是省裡田徑隊一名長跑運動員，後來改行回市裡到一家大企業參加一個籃球隊，打起籃球來。*前一年，那家大企業的籃球隊宣佈解散，王老師便由市教育局安排到市第十二中學做體育老師。

我們的教室是學校教學樓南側的一排老舊簡陋的青磚牆平房，確切地說，即教學樓與我們的平房教室之間，相隔著一個大操場。在教學樓裡上課的男女學生，只要向南視窗外隨便地望上一眼，便可以望見浩瀚無垠的藍天和朵朵白雲，望見大操場，越過大操場，又可以一覽無餘地望見我們了。而我們平房教室的南視窗外，卻被砌著一道高高的圍牆，將我們平房教室南視窗外的風光全都遮擋住了。不過，在教學樓裡上課的男女學生，不論是下課或上課間操，抑或是上體育課，他們要到大操場上來，要繞一個大彎，即從教學樓北面中心樓門口出來，或從左，或從右，繞過教學樓兩側樓角，才能來到大操場上活動。而我們則不然，只要從平房教室門口向外跑，就可以一下子跑到大操場上去。這是我們在平房教室裡上課唯一能夠得到的便利之處。

我們教室裡的黑板，是最能反映那個年代裡典型時代特徵的一塊黑板。所謂典型時代特徵，指的是它的速成性，簡易性，方便實用性，還有它不可迴避的粗糙性和易損耗性。這種黑板的製造法，就是瓦工在前面牆上用水泥橫著抹上去一塊黑板那麼大的長方形，再用黑染料塗黑。水泥黑板最怕用水滲泡。只要用沾溼了水的抹布擦來擦去一些時間，最上一層光滑的表面便會失去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