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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move　on，我會離開北京，我會去別的城市，我不會給你打電話，也不會再來找你啦。這一次是真話，我說到做到，再也不變卦了！你答應我，一定努力活下去，好不好？”那一刻，我覺得，我的話他聽進去了，因為他的眼皮終於輕輕地動了一下。

搶救病人的平車進來了，隨行的醫生說：“救護車就在樓下，醫院那邊已經按您的要求準備好了，病人情況如何？”

“嚴重脫水，地穴容性休克、呼衰。我懷疑還可能有血胸和急性腎衰。到醫院後立即拍胸片、抽血。先給他500毫升生理鹽水擴容。請通知醫院準備全紅細胞和血小板，各四個單位。我到現場插管，準備好呼吸氣囊手動通氣。”龔大夫果然是名醫風範，臨危不亂，井井有條，隨行醫生應聲忙碌開了。

消毒程式開始後，龔大夫讓我和霽川到門外迴避。

過了一會兒，門猛然開了。插著氣管的瀝川被醫務人員推入電梯，救護車風馳電掣版衝向醫院。我和霽川、Rene以及江、張兩位老總緊隨而至。

瀝川這回在ICU裡待了整整十七天。龔大夫說的不錯，由於凝血功能障礙，肺部出血，造成大量血胸，他被插了胸管。撤掉呼吸機之後，胸管還是不能拆除，一直插著，每天都有粉紅色的血從管子裡留出來，呼吸時痛得渾身打顫。越是如此，醫生反而越要鼓勵他咳嗽、深呼吸，以便儘早排出肺內痰液和血塊。見瀝川如此痛苦不堪，我請求醫生給他注射嗎啡或者杜冷丁。醫生說這些止痛藥都會抑制呼吸，不能用。

這段日子，連我的頭髮也稀疏了。每次握著瀝川的手，都能感到他的痛，身子痙攣著，冷汗溼遍全身。連一旁的我，都跟著發起抖來。

甦醒之後，瀝川不和任何人說話，包括我在內，彷彿意識已離他而去了。大多數時候他都在昏睡，很痛的時候會醒，誰較他都不理睬。

沉睡的時候他會拉著我的手。任何時候都緊緊地拉著，彷彿那是自己的手，如果輕輕用食指撫摸的他的偶，他會睡得很快，好像嬰兒一樣。

一個月之後，瀝川略有好轉，霽川堅持要送他回蘇黎世治療和療養，畢竟那裡的醫生更加熟悉他的病情。臨行前，龔先生坦白地告訴我，兩次搶救，立傳的身體已垮掉了大半，健康正在迅速惡化。如果不及時進行骨髓移植，前景非常不樂觀。

瀝川去蘇黎世時我沒跟他告別。霽川請求我陪著他們一起去，我也沒有答應。

我履行自己的諾言——Move　on。

事實證明，我不在的時候更利於瀝川養病。他一連為我三次病危，我不能再讓這種情況發生了。

我回北京繼續托執行李，到昆明找了一家小的翻譯公司，繼續幹我的本行。

一切終於煙消雲散了。

我感到幸福，也深深感謝上蒼。畢竟，我所愛的人還活著。

三年過去了。

我所工作的開源翻譯社在一個商住樓的第二層。一共有十個正式員工，其餘全是臨時合同制。我的工資只有在北京時的一半，據說，在昆明還算高的。我在單位附近的一個小區租了一套公寓，我捐五百塊給殘疾人基金會，五百塊給癌症基金會，完全匿名，所以雖然我算是高收入，但我的生活遠離奢侈，過得馬馬虎虎，翻譯社的福利遠遠不能與九通或者CGP相比，工作的強度卻不相上下，中午沒有免費的午餐，我有時吃盒飯，有時吃泡麵，很少去餐館，儘量節省。

大約是泡麵吃太多了，加上工作忙碌，生活無規律，我的胃大出血過一次，住了十二天的醫院。小冬在醫學院讀博士，聞訊回來看我，照顧了我五天，被我趕回啦廣東。

我信守承諾，從沒主動給瀝川打過電話。瀝川倒是偶爾會打電話給我，有時候還發Email，基本上兩三個月一次吧。我過生日，他會寄巧克力餅乾。逢年過節也會專門來電問候。總之，大家還是朋友。

他不大談自己的情況，大約時好時壞。

去瑞士後的第二年，瀝川終於找到了合適的配型，便立即去了美國做了骨髓移植。結果弄出了一大堆併發症，有整整七個月沒來電話。後來我問他情況如何，他說好些了，但不是很穩定。病了那麼久，他已變得不怎麼相信自己的身體，再好的時候都會突然壞下來。除了配合治療，也不能指望太多。

瀝川就像我手中的一個氣球，哪怕已飛到了雲端，哪怕已遠得看不清顏色，輕輕一拽，還在那裡。我和他之間，可以變得很冷，也可以變得很熱，也可以變得不冷不熱，但那一根線，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