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部分(第3/4 頁)

蘇州；當時的米價曾達到康熙十九年以後所未有的一個高峰（儘管在乾隆十三年以後數十年中曾屢次被突破）。此時的朝廷；被各地上呈的有關糧食暴動等集體行動的奏摺得心緒不寧；以至於無視中國確立已久的司法原則；即所有的死刑判決應該透過最高執法機構的複審過程。在朝廷的眼裡；時局要求當政者必須實行嚴厲的威懾手段；乾隆帝則更願意將黨魁杖刑至死。這類懲罰措施不僅能夠震懾百姓；而且還能警告那些潛在的鬧事者——煽動民眾並不能以不堪糧食高價而被僥倖免罪。2王業鍵教授已就中國十八世紀著名的米價膨脹趨勢提出一種富有說服力的多因解釋論。

這一解釋；不僅考慮了人口增長和“新大6”的白銀流入等因素；還注意到中國境內銅幣產量的提高以及其它影響引數；諸如不斷增長的貨幣需求量。3在十八世紀四十年代；當時的漢、滿政策顧問同現代學者一樣；也有能力從多因角度分析米價膨脹問題；但是；意見的分歧並不在於在什麼程度上重視貨幣供給增長的因素；而是承不承認米價的持續攀升；系政fǔ為了在各縣常平倉進行預防儲備而從市場上撤回過量穀物所造成。魏丕信教授曾指出；在清朝；“常平倉”不僅如其名稱所顯示的那樣被用來平抑米價；而且更重要地還被用做緊急賑災糧食的來源。4在十八世紀三十年代後期；登基不久的乾隆帝為顯其睿智而採納了一位監察御史的提議；即透過出賣“監生”頭銜以換取穀物的手段將全國的常平倉儲備擴大一倍。（“監生”系國子監的一種有名無實的頭銜；可以獲取某些特權、機會和豁免權。）縣級的捐谷總額（所謂“增定捐監谷數”）由所在各省進行修定。目前的證據顯示；定額過程完成以後；全國的捐谷總額為32oo萬石左右；而原額則為28oo萬石左右；由於兩種額度之間不無復疊；所以新儲備的實在總額大概是餘萬石穀物。無論如何；增長幅度巨大。5結果如何？儘管一般說來朝廷的這次捐谷政策未獲成功；但在十八世紀四十年代早期；常平倉的儲備水平還是有了一些淨增長。雖然漲幅不大；但足以讓以下的論斷獲得說服力——長江沿岸各省米價抬升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執行“糶三”（每ū糶賣儲存糧食十分之三）原則的政fǔ每年林收後從市場上過多收購穀物來補充常平倉的貯備。這類論斷是以監察御史孫灝和衛廷璞以及給事中吳煒和楊二酉為代表的某些官僚提出的。乾隆七年他們終於促使中央政fǔ做出決定；要減少儲備定額；採取孫灝所謂“實在可行之數”。6必須清楚；較有智慧的倉儲制度抨擊者不把目光僅僅放在一種過於簡單的量化推論上；即官倉裡穀物儲備的增加意味著市場供應量的減少；繼而導致穀物的昂貴。事實上；必須有人保藏剩餘農產品並進行重新分配。但反對倉儲制度的jī進者建議；這個任務最好留給商人來完成。

乾隆十二年十月；監察御史歐堪善奏稱；官方倉儲購買行為和米價昂貴之間或許真的存在聯絡。

他在奏摺的序文中；就物價上漲情況對其它三種可能的解釋提出了反對理由。乾隆帝的捉刀人似乎借用了這個序文建構起諭旨的諭列舉了五種可能的解釋；並一一提出回答。

但是；正如岸本美緒教授和其他學者已經注意到的；上諭暗指第五種解釋最值得注意；即物價騰貴是常平倉的過量儲備造成的（以下所稱“倉儲說”或“倉儲假設皇帝的臣子大部分嗅出這一暗示年間；地方督撫至少上呈了二十七封奏摺來討論米貴的原因。儘管督撫們還提出了許多其他的解釋；但總的來說；多數認為有兩個因素在起主要作用；即人口增長和倉儲制度問題。表面看來；對兩種解釋的支援差不多；不過實際上；不但至少有十份奏摺視人口增長為基本原因；而且對兩種解釋的看法根本不一樣。人口的增長總被認為是“天”造成的；或是本朝善政的表現；因而沒人建議應該採取措施試圖控制它；提議的對策多半屬於筆者曾經說過的“守勢擴大”；即以提高糧食產量來適應人口增長。與此正相反；常平倉制度被描述成一個可以對之有所作為的因素；如同對土地或糧食的“糜費”一樣；都是由於人們缺乏智慧所致。

正是由於政fǔ的錯誤才使米貴問題加劇；所以政fǔ理應改弦更張。

其實；如果仔細地閱讀這一組奏摺；就會現既不應把各省大吏視作一群惟命是從的奴才；也不能以為他們一致達成了共識；認為48oo萬石的倉儲定額顯得過於野心勃勃而應予以減少。與此相反；這些奏摺顯示了最成熟的思想；這種思想頗具原創和獨立的思維能力。就像我們所能預料的一樣；反對倉儲說的觀點來自北部和西南各省；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