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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論什麼茶，總得是好一點的。太次的茶葉，便只好留著煮茶葉蛋。《北京人》裡的江泰認為喝茶只是“止渴生津利小便”，我以為還有一種功能，是：提神。《陶庵夢憶》記閔老子茶，說得神乎其神。我則有點像董日鑄，以為“濃、熱、滿三字盡茶理”。我不喜歡喝太燙的茶，沏茶也不愛滿杯。我的家鄉論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滿，茶要淺”，茶斟得太滿是對客人不敬，甚至是罵人。於是就只剩下一個字：濃。我喝茶是喝得很釅的。曾在機關開會，有女同志嚐了我的一口茶，說是“跟藥一樣”。

我讀小學五年級那年暑假，我的祖父不知怎麼忽然高了興，要教我讀書。“穿堂”的右側有兩間空屋。裡間是佛堂，掛了一幅丁雲鵬畫的佛像，佛的袈裟是硃紅的。佛像下，是一尊烏斯藏銅佛。我的祖母每天早晚來燒一炷香。外間本是個貯藏室，房樑上掛著乾菜，乾的粽葉，靠牆有一罈“臭滷”，麵筋、百葉、筍頭、莧菜秸都放在裡面臭。臨窗設一方桌，便是我的書桌。祖父每天早晨來講《論語》一章，剩下的時間由我自己寫大小字各一張。大字寫《圭峰碑》，小字寫《閒邪公家傳》，都是祖父從他的藏帖裡拿來給我的。隔日作文一篇，還不是正式的八股，是一種叫做“義”的文體，只是解釋《論語》的內容。題目是祖父出的。我共做了多少篇“義”，已經不記得了。只記得有一題是“孟子反不伐義”。

祖父生活儉省，喝茶卻頗考究。他是喝龍井的，泡在一個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興砂壺裡，用一個細瓷小杯倒出來喝。他喝茶喝得很釅，一次要放多半壺茶葉。喝得很慢，喝一口，還得回味一下。

他看看我的字、我的“義”；有時會另拿一個杯子，讓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從此我知道龍井好喝，我的喝茶濃釅，跟小時候的薰陶也有點關係。

後來我到了外面，有時喝到龍井茶，會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子。

我的家鄉有“喝早茶”的習慣，或者叫做“上茶館”。上茶館其實是吃點心，包子、蒸餃、燒麥、千層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點心未端來之前，先上一碗乾絲。我門那裡原先沒有煮乾絲，只有燙乾絲。乾絲在一個敞口的碗裡堆成塔狀，臨吃，堂館把裝在一個茶杯裡的佐料——醬油、醋、麻油澆入。喝熱茶、吃乾絲，一絕！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幾乎天天泡茶館。“泡茶館”是西南聯大學生特有的說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館”，“坐”，本有消磨時間的意思，“泡”則更勝一籌。這是從北京帶過去的一個字，“泡”者，長時間地沉溺其中也，與“窮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語源。聯大學生在茶館裡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幹什麼的都有。聊天、看書、寫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館裡讀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稱泡茶館的冠軍。此人姓陸，是一怪人。他曾經徒步旅行了半個中國，讀書甚多，而無所著述，不愛說話。他簡直是“長”在茶館裡。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獨自坐著看書。他連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館裡，一起來就到茶館裡洗臉刷牙。聽說他後來流落在四川，窮困潦倒而死，悲夫！

昆明茶館裡賣的都是青茶，茶葉不分等次，泡在蓋碗裡。文林街後來開了一家“摩登”茶館，用玻璃杯賣綠茶、紅茶——滇紅、滇綠。滇綠色如生青豆，滇紅色似‘中國紅”葡萄酒，茶味都很厚。滇紅尤其經泡，三開之後，還有茶色。我覺得滇紅比祁（門）紅。英（德）紅都好，這也許是我的偏見。當然比斯里蘭卡的“利普頓”要差一些——有人喝不來“利普頓”，說是味道很怪。人之好惡，不能勉強。

我在昆明喝過烤茶。把茶葉放在粗陶的烤茶罐裡，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傾入滾水，茶香撲人。幾年前在大理街頭看到有烤茶罐賣，猶豫一下，沒有買。買了，放在煤氣灶上烤，也不會有那樣的味道。

1946年冬，開明書店在綠楊屯阝請客。飯後，我們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幾個人圍著淺黃色的老式圓桌，看陳蘊珍（蕭珊）“表演”：濯器、熾炭、注水、淋壺、篩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功夫茶，印象深刻。這茶太釅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先生夫婦，有靳以、黃裳。一轉眼，43年了。靳以、蕭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沒有喝一次功夫茶的興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

我在杭州喝過一杯好茶。

1947年春，我和幾個在一箇中學教書的同事到杭州去玩。除了“西湖景”，使我難忘的有兩樣方物，一是醋魚帶把。所謂“帶把”，是把活草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