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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量上反而是中部比東部高出近100萬人，此後東中部遷入人口數量的差距逐漸拉大，儘管總體上看仍然是遷入東部的比中部多，但與人口遷移的東西部差距、中西部差距相比仍然小得多。相比較而言，東部與西部、中部與西部的淨遷入人口數量的差距比東中部差距就大得多，這種趨勢自改革開放後一直延續到現在。1979年東西部和中西部的差距分別達到520萬人和410萬人，其後這兩大地帶間的差距一直呈下降趨勢，除了1985…1987年間東西部差距低於中西部差距外，其他年份東西部差距都高於中西部差距。

人口遷移是城市化的途徑之一，人口城市化對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控制人口增長，緩解城市人口老化有重要作用，但是農村青壯勞動力大規模的流向城市卻可能導致農村空心化，並加劇農村人口的老化及導致人口過快收縮和城市、農村的進一步兩極分化。其次，流動遷移人口對流入地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是一個複雜的現實問題。外來勞動力對本地勞動力供給狀況、工資、整體經濟執行及新就業機會的創造，衝擊和影響相當複雜。由於擔心“外來人口”影響本地就業，一些地區特別是大城市紛紛出臺了干預外來人口就業的政策法規乃至歧視性政策。人口流動直接挑戰城市管理、移民、戶籍管理制度與城市化政策等方面。由於戶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這些“非正式遷移”人口無法享受和城鎮“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機會和權力，於是形成不同戶口狀況的移民在就業機會、行業和職業流向、福利與社會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異的移民群體。歧視性政策無疑侵犯了他們平等參與勞動的權力，加大了他們的生存壓力。“外來勞動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和歧視性意味。當戶口已經成為身份的象徵和制度的保護者時，在這種制度安排中，即使“外來人口”幹得再好也無望融入城市社會中。長期對城市的傾斜和保護政策，限制了農村人口分享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改善福利的機會。人口遷移流動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擊折射出戶口制度作為計劃經濟的“最後堡壘”，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不適應十分強烈和明顯。

而農民工就不倫不類了。把家住在鄉村的人統統叫農民，就定為一種身份，今後無論你幹什麼這種身份都不會變，已經奇怪，可是原是農民或者他們家庭出身的幹部、教師、軍官卻又不稱農民幹部、農民教師、農民軍官，唯獨把農民甚至鄉下出外打工的人，叫農民工，更是奇怪了。這樣一來，把人都搞糊塗了，把思想都搞亂了。關於這個“三農”一詞，已是長期的觀念誤區，是合作化、人民公社產生的。現在既然廢除了人民公社，可這個失誤的觀念，卻至今還在社會上普遍流行。給改革開放帶來很大麻煩。

由於流動人口家庭的特殊性，父母與孩子的交流互動少，因此流動人口子女比城市固定人口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時間與同伴交往，與社會接觸。社會經濟對流動人口子女的負面影響遠遠超過了學校教育的積極效應。

市場經濟體制本身的弊端不可避免地帶來的負面影響：有人為錢可以出賣人格，有人為一己私利可以不擇手段……大人們透過種種言行舉止把這些不正確的價值觀潛移默化地傳遞給了孩子，混淆了孩子的是非標準。有不少流動人口子女認為讀書有什麼用，我的父母沒有文化還不是照樣賺錢。也有相當一部分流動人口*城市後，由於傳統價值觀已喪失，而新的倫理規則和生活方式尚未建立，在一段時期內勢必有著各種各樣的心理失衡，也會對孩子的價值觀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在他們心理上是即“自強”又自卑，他們強的是荷包裡有錢，卑的是他們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都市小公民。

流動人口集居的地方多半是一些“黃色文化”“庸俗文化”乘虛而入的地方。流動人口子女經常出入電子遊戲機室、網咖、錄影廳等場所。而像圖書室、健身房等文化娛樂設施則相對薄弱。這對於成長中的流動人口子女來說，身處文化的沙漠是最大的隱患之一。

調查顯示，流動人口子女在放學後和節假日與父母相處的時間僅佔5％，自己單獨活動的時間佔40％，而與同輩群體交往的時間佔55％。同輩群體作為社會化的一個單位，透過許多交往廣泛地影響著兒童。研究發現：當兒童在家庭中無法獲得適當需要滿足的情況下，尤其會受同輩群體的影響。兒童的同輩群體或多或少的與*有所隔膜。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會發生公開的衝突。

流動人口子女組成的同輩群體，由於缺乏來自父母與老師的關心與指導，因此很多活動非常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