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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少數罪犯和多數為國盡忠計程車兵嚴格區分開來。

阿登納的發言過後沒多久，聯邦政府又對普通二戰軍人制定了一條基本國策：一方面充分肯定他們對國家所盡的義務和付出的個人犧牲，另一方面政府從國家的立場上承擔一切戰爭責任，然後從財政收入裡向各個受納粹德國傷害的國家支付一切戰爭賠償金。

這也就是說，戰後每個德國人都必須要透過納稅來給自己的民族贖罪，同時，為了補償老兵們付出的特殊代價，聯邦政府又把二戰中的普通軍人全部納入了社會保障體系，把他們當兵的時間都記入計算養老金的有效工齡，這樣一來，不但所有的軍人都有了生活保障，而且對整個國家，也穩定了人心，使國家有了極大的凝聚力，使人民也有了向心力。

從這個政策釋出的那天起，我發現沃爾特和約瑟夫都變了，變得比以前更有活力，更有朝氣。沃爾特的工齡一下子多了11年，這立刻便令我們的生活變得不再拮据，家中也開始有了一些存款。多了6年工齡的約瑟夫也終於可以有錢一個人租一間小房間，安心複習功課了。

這些生活中明顯的變化，令沃爾特上學更認真了，約瑟夫工作也更賣力了，他們似乎都在國家給予的這些政策中找到了曾經的自信和驕傲，同樣，他們也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自己的民族，為自己的國家，也為自己曾經的過往而贖罪。

見他們如此神采熠熠的生活，我看在眼裡，更是喜在心頭。有了這個政策，不但可以讓腿腳不便的叔叔和殘疾的洛克將來的生活可以不用擔心，而且還讓一度有些自卑的沃爾特重拾自信，我不得不發自內心的感謝起阿登納總理和他的政府，如果沒有他，或許直到今天，他們這些退伍的軍人們還是無法真正的站起來啊！

當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聯邦德國的整體恢復發展也開始快步前進的時候，每隔一段時間，沃爾特和我也都會去布拉格看望關押在那裡的爺爺。他們祖孫倆相見，兩人明明早已解開心結，內心也都互相牽掛著對方，愛著對方，但卻在見面時還是有些尷尬，好象手足無措的樣子，好幾次若不是我從中調節氣氛，恐怕這兩個人就要冷場了。

不過，每次爺爺只要一說到我和沃爾特的婚事，立刻就精神百倍，連連催促我們儘快結婚，大有中國封建家長“逼婚”的派頭，那口氣和動作每次都讓我看了忍俊不禁。於是，我和沃爾特簡單地商量之後，結婚的事便正式提上了我們的日程。

然而，就在我們興沖沖地準備選個好日子去註冊登記結婚的時候，突然傳來了爺爺即將開審的訊息，這個訊息不但令我們的神經一下子高度緊張起來，而且還打亂了我們準備近期內結婚的計劃。

自從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成立以來，審判戰犯的時間曠日持久，如果算到今天的話，已經共開庭了400多次，有12名納粹的高階戰犯被判處了死刑，其餘大部分人都是判了有期或無期徒刑。

而象爺爺這樣被關押在監獄裡前納粹高階將領，至今未審的還有十多位，原本我和沃爾特還以為可能還要等上一段時間，現在卻突然傳來了爺爺的案子要開庭的訊息，怎麼能不讓我們擔心呢？

其實，紐倫堡國際法庭進行審判時，對德國國防軍並沒有象黨衛軍和蓋世太保那樣定義為犯罪組織，但在道義上這批人不可避免的要揹負沉重的包袱，因為他們畢竟是納粹戰爭政策的執行者並給歐洲帶來了巨大的破壞。

6月底，就在我們忐忑不安的等候著爺爺終審判決下來的間隙，突然我從報紙上得知了在比利時，有一個和我同樣來自中國的名叫錢秀玲的女博士，本著一顆公正而善良的心，不畏世人唾罵，不畏輿論壓力，堅持為爺爺的同屆校友，當年納粹德國派駐比利時的軍政總督馮？法爾根豪森這名階下囚將軍在布魯塞爾接受軍事法庭審判的事情而不斷奔走呼籲，期盼民眾給予其寬大處理的報道。

當我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覺得內心對她湧起了無比的敬佩，她能在這個人人看見納粹都在喊打的時候，還敢於挺身為一個曾經的納粹將軍說話，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與這個僅僅大我10歲，與我同樣來自中國江蘇省，從蓋世太保手下救出過上百名反戰勇士的被譽為“比利時國家女英雄”的“姐姐”相比，我顯得那麼渺小，在爺爺被審判的時候，我除了擔心之外，幾乎沒有為爺爺做過什麼事，實在是慚愧之至啊！

那我應該為爺爺做些什麼呢？這時，我看到了報紙上登著錢秀玲為馮？法爾根豪森將軍辯護時所說的一段話：

“我在二戰期間為比利時人民做了一點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