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3/4 頁)

俄耳。俄不過欲在太平洋得一不凍海口，可虛與餌之；我之海陸軍尚可與日本抗衡，日苟與我起釁，尚左券可操。卑職居此日久，密邇東瀛。彼國雖偏小，上下一心，其圖謀併吞高麗，形跡已彰。若複數年，羽毛豐滿，則難圖矣。且此次之變，日本擅自帶兵入韓宮，戕殺大臣，其荒謬無禮，亦公法所不容。時哉不可失，惟憲臺裁之。

李鴻章得袁稟，意頗嘉許，遂密商總理衙門。當時清國電報轉折甚多，是電露透，為日東京新聞訪事人以重金購得，揭載報端。日國遂開臨時閣議，研究此事，預備一切。清政府遂派吳大澂、續燕甫二人為欽差查辦大臣，帶戰艦二艘，馳往朝鮮，欲收改行省之效果。不料日政府已先派井上馨為全權大使，帶兵千人，直搗韓京，與韓政府談判，徵收賠款。事平，續、吳始抵韓，見日國與韓廷交涉已定，且探日國尚有數千兵預備續渡，又見報紙遍載袁、李往來函件，知事機已洩。清政府遂密授意與吳、續二人，陽為查辦致亂之原因，以了此局。

“朝鮮具疏告變，帝命吳大澂為朝鮮辦事大臣，續昌副之，赴朝鮮籌善後。日本亦派全權大臣井上馨至朝鮮，有兵艦六艘，並載陸軍登濟物浦，以五事要朝鮮：一，修書謝罪；二，恤日本被害人十二萬元；三，殺太尉林磯之兇手處以極刑；四，建日本新館，朝鮮出二萬元充費；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鮮任建兵房。朝鮮皆聽命，成約。”（《清史稿》卷三一三）

第三節中日天津之談判

日政府以清此舉雖中止，而袁久駐韓終必為患，於是派伊藤博文為全權大使，西鄉從道為副使赴清廷，大旨約請彼此撤退駐兵，並請清查辦擅殺日人民之弁兵，共保東亞和局。

光緒十一年四月，日全權大使會李鴻章、吳大澂，於天津談判。李、吳謂日竹添公使不應帶兵入宮，擅殺韓大臣。日兩全權大使謂袁世凱不應先行開槍，並縱兵妄殺日商民。李、吳袒袁特甚，彼此互辯不屈，議將決裂。逮十八日，清忽變計，容日要求，結彼此撤兵條約，所謂《天津條約》者是也。約內載明互撤駐韓兵，將來遇有派兵事均須先行知照。條約結後，在表面觀之，兩國感情繫已融洽，究之實有不可已之勢。蓋清始欲用袁謀以圖韓，茲不但不能遂欲，而轉受人牽制。在日本以清政府欲謀朝鮮，有唇亡齒寒之憂，須臾不能去。故日君臣上下自此益加意提防。兩國交際上有此種種觸緒，加以朝鮮藩屬問題未能解決，遂生出以後之惡感。

“（光緒）十一年正月，日本遣其宮內大臣伊藤博文、農商務大臣西鄉從道來天津，議朝鮮約。帝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副以吳大澂，與議。諭曰：‘日本使臣到津，李鴻章熟悉中外交涉情形，必能妥籌因應。此次朝鮮亂黨滋事，提督吳兆有等所辦並無不合。前據徐承祖電稱，日人慾我懲在朝武弁，斷不能曲徇其請。其餘商議各節，務當斟酌機宜，與之辯論，隨時請旨遵行。’三月，約成，鴻章奏言：‘日使伊藤博文於二月十八日詣行館會議，當邀同吳大澂、續昌與之接晤。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華軍；二，議處統將；三，償恤難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層，尚可酌允。我軍隔海遠役，本非久計，原擬俟朝亂略定，奏請撤回。而日兵駐紮漢城，名為護衛使館，今乘其來請，正可乘機令彼撤兵。但日本久認朝鮮為自主之國，不欲中國干涉，其所注意不在暫時之撤防，而在永遠之輟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駐朝，無事時固可相安，萬一朝人或有內亂，強鄰或有侵奪，中國即不復能過問，此又不可不熟思審處者也。伊藤於二十七日自擬五條給臣閱看，第一條宣告嗣後兩國均不得在朝鮮國內派兵設營，其所注重實在於此。臣於其第二條內添注，若他國與朝鮮或有戰爭，或朝鮮有叛亂情事，不在前條之列。伊藤於叛亂一語，堅持不允，遂各不懌而散。旋奉三月初一日電旨：撤兵可允，求不派兵不可允。萬不得已，或於第二條內添敘：兩國遇有朝鮮重大事變，可各派兵，互相知照。至教練兵事一節，亦須言定兩國均不派員為要。臣復恪遵旨意，與伊藤再四磋商，始將前議五條改為三條。第一條，議定兩國撤兵日期；第二條，中、日均勿派員在朝教練；第三條，朝鮮變亂重大事件，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字斟句酌，點易數四，乃始定議。夫朝廷睠念東藩，日人潛師襲朝，疾雷不及掩耳，故不惜糜餉勞師，越疆遠戍。今既有互相知照之約，若將來日本用兵，我得隨時為備。即西國侵奪朝鮮土地，我亦可會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無礙中國字小之體，而有益於朝鮮大局者也。至議處統將、償恤難民二節，一非情理，一無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