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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則現在氣勢方張之滇、黔事變，乃根於南方不信任及厭惡袁世凱所生，亦由於人民為偽造民意所欺騙。蓋彼固不願以世凱為帝，始終未嘗請袁世凱為帝。從今而後，謂袁世凱因一致民意而稱帝之謊說，可一概消滅矣。今行賄勸誘，與夫調和等種種方法，既用之滇中共和黨而失敗，北京政府於是訴諸武力，以為解決國體之法。以愚所見，即使袁世凱因此而終獲勝利，國內國外，亦將發生極悲之感覺。查推倒清室，建設民國而後，各訂約友邦，亦幾及兩年，然後正式承認；袁氏果必主張變革，其承認之期，當較前為更長，可預言矣。總而言之，無論勝敗如何，袁世凱之威望必落。今日者，正吾人渴望中國元首得保其威望之日也，而事竟如此，吾人對於袁氏，不識取勸進之時機以自保威望，能勿致其惋惜耶！夫使袁氏當是之際，不受帝位而堅辭，吾知袁對內對外之威望，定較今日而益高也。而竟不然，以致淪陷於力爭帝位之地位，雖常人對於袁氏，未嘗不望其保有威權，以成中國現在之最大政治家，但因奉袁為帝，以致再發內亂，能勿覺其為值太大，而於國家無所裨益耶？”

自雲南獨立之訊至，袁即褫免唐、任、蔡官職爵位，一面謀以武力壓服。二十九日申令雲：“據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稱：近者雲南將軍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等，擁兵謀亂，通電各省，舉動離奇，詞旨唐、任等意存反側，或被亂人迫脅，故有此前後矛盾之詞。自知一己主張，與全國民意相反，故必將國民代表所決，一概加以詆誣，不與承認，以避違反國民公意之罪。不知君主立憲，既經國民公決，鐵案如山，無可稍易，舉國上下，皆無反對之餘地！若以一二人私意，遂可任意違反，推翻不認，此後國家，將憑何者以為是非取捨之標準？無可為準，任聽人人各逞其私，更復何能成國？癸丑孫、黃之亂，亦於議會依法舉定之元首而肆其反抗，但逞個人私圖，蔑視人民公意，行動於法律之外，終為國民所棄。以昔例今，事同一律。法制拘束，本不便於犯上作亂之徒，然國家舍茲，何以立國？今唐、任等行動，直為違背全國民意，並即違背雲南民意，自全國視之，直為國民公敵，此其大罪二也！三曰誣衊元首。按唐、任等通電指斥元首之詞，有食言背誓，何以御民，應請明誓擁護共和等語。共和元首之即位，例有守法之誓詞，載在《約法》，所誓者何，誓遵民意所定者也，以共和國之元首，一切應以民意為從違，此義推之古今中外，無不可通。設民意欲共和，而元首仍欲帝制，是謂叛民。反之而民意欲帝制，元首仍欲共和，亦為叛民。設使國民代表大會未經決定君憲之先，而元首即行帝制，又或國民代表大會決定仍採共和，而元首偏欲獨行帝制，則全國國民，皆可以違誓相責，何待唐、任諸人？乃今日之事不然，當國人討論國體之初，不過論共和之利害，並未擬議推戴之人，此學者之常情，即元首亦不能目為謀叛，而施其禁令。皇帝當日且曾為變更國體不合事宜之宣言，然此不過個人意見之表明，亦無由妄行其權以左右民意也。迨至代表決定，舉國推戴，又以信誓在前，辭讓勿允，明令煌煌，可以按頌。以理論之，共和元首之機關，既為國民所不採，而一切法令，又經國民總代表宣告，須與國體不牴觸者乃為有效。是則《約法》所載大總統以及即位誓詞，皆在無效之列，不過用固有之名義，以維持秩序而已。此時元首求所見信於國民者，應即宣誓不再維持共和，方為恪遵民意。設以機關儀式之誓詞，再用之於今日，國民其謂之何？此本至淺之理，至常之事，特因唐、任等蔑視民意，故將與今日民意相反之誓詞，引以力重，又不敢謂民意可違背也。故必先誣民意之非真，乃進而誣為一人之意，以遂其動搖國本，糜爛大局之謀。夫共和元首，國民已有相當之敬禮，何況今日名分已定，天澤懍然，正宜嚴君臣上下之分，生亂臣賊子之懼，去共和之餘毒，復古國之精神，使此後海宇晏安，定於一統，君子有懷刑之戒，庶人有敬上之忱，庶與此次國民撥亂求治之心，乃能無背。若如前之孫、黃，今之唐、任輩，猖狂恣肆，動輒以推翻元首為詞，名為擁護共和，實即為共和不適國情之一大證。幸而天福中國，國民覺悟，設不早改，則墨西哥五總統並立之事，決不免於中國之將來，流毒所貽，不知伊于胡底。即以唐、任一事為鑑，萬不可再留共和名義，以為隨時煽惑之資；必宜永遠剷除，絕其萌櫱！唐、任此次誣衊元首，藉以倡亂，應以大不敬論，此其大罪三也！唐繼堯、任可澄等具此三大罪，應請立予宣佈罪狀，剋日出兵致討，以翦兇頑而固邦國！本院為此依《約法》第三十一條第七款提出建議，奏乞施行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