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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臺中央時這個因素可以忽略),同樣的品行、才華、個人興趣,司馬君實和王介甫這樣的兩個人想不成為朋友都難。
從嘉祐時期的宋人賜給他們的共同雅號——“嘉祐四友”(另外兩位是韓維、呂公著)上看,就不難看出他們的關係。
後來大量的雜談野史證明了,嘉祐年間,東京的朝堂外,王、司馬、呂、韓等人常常聚會於東京的各種高檔會所,構成了一個精英文化群體。
在仁宗朝,特別是嘉祐年間,王安石進京後,四人“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而預”。
儘管日後王介甫司馬君實對於當初兩人曾經的親密關係欲蓋彌彰,王安石說我和君實的交情還是比較深的,只是兩個人看問題的視角和處理方法經常不同,難免有爭執。
在洛陽閉門修書的司馬光話語卻有些酸,說王介甫素來對我淡漠,和他不過是普通同事關係,僅此而已。
決裂後的冷漠並不能掩蓋當年的熱情。
且不看王安石每作一新詞,司馬大人熱情應和(如《明妃曲》),遊吟唱和間,司馬光微醉時也揮筆寫下《和王介甫烘蝨》這樣風趣的戲謔之作:“但思努力自潔清,群蝨皆當遠逋播。”意思說哥們你那個人衛生也該清理清理了,別老帶上蝨子和我們做朋友。
這樣調皮輕快的作品在司馬光的一生中很少見,裡面包含著“嘉祐四友”當初怎樣的快樂時光啊!
當年輕的趙頊成為北宋帝國的新東家後,尋找合適的大掌櫃成了他的當務之需,這時,有人開始不停地在他的耳邊提起了王安石的名字,而一向老成的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那句總結性評語更是徹底打動了他。
司馬光說:“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鹹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鹹被其澤矣。”
司馬光餘生不知有多少次為當初他作出的評價而後悔,但是,當初的讚美卻出自肺腑。
王安石對司馬光亦是崇敬推重有加,嘉祐六年司馬光的堂兄司馬沂逝世,墓表司馬光沒請別人,就是王安石,架子向來大的王安石沒有推辭,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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