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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借貸者，最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風險規避，帝國搞青苗法，同樣不能免除。事實上，法條剛出臺，就有舊黨尖銳地指出，既然你王安石說搞青苗法的初衷是為了“抑制兼併”，那為什麼要對貸款使用者分信用等級，最需要錢最窮困的農戶是第五等，一次只能貸一貫錢；而最有錢最不需要借錢的富戶則列為一等，一次卻能貸十五貫。

王安石無法回擊這一指責，因為他無法掩飾青苗法的終極目的——生財。

既然中央都考慮到了這個風險規避問題，那些關心自己前程和烏紗帽的官吏們更會注意這個問題。借錢給一個一等富戶完成的工作任務相當於給十五個五等貧戶，一樣的過程不同的結果，那麼你願意做十五次還是願意做一次——當然是後者。何況，一等富戶良田萬畝，是永遠不可能還不起錢的；而那些等著米下鍋的窮人們，看起來隨時都可能破產。

於是就出現了很奇怪的現象——一方面是官吏衙門想著法逼迫不需要用錢的有錢大戶“貸款”，而另一方面是急需用錢救命的窮人們借不到錢，就算是借到了，那點錢也不夠他們渡過難關。

最後，他們還是不得不轉頭向高利貸伸出求援之手。但這時，他們看到，高利貸的利息已經從原來的七分漲到了現在的十分。

為什麼？因為富戶們當然得把官府強貸給他們的那三分息給累加上。

司馬光就是那個聰明的“小媳婦”，看到了青苗法裡面“借”這個字的太多不和諧因素。他更為心疼的是青苗法對原有抑制兼併機制的破壞，青苗法用的本錢是原來常平倉和惠民倉裡的糧食。之前，政府設定常平倉和惠民倉，在豐收糧賤時平價向農民收購糧食，在糧荒時則同樣以平價向農民出售糧食，在抑制糧價操控糧價、防止地主屯糧居奇和商人投機倒把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司馬光認為是“三代聖王之遺法”。

而現在，有償的青苗法代替了無償的常平倉、惠民倉，帝國的百姓們抬頭看他們的君王，臉上寫的再也不是那個信字，而是一個利字。

誰叫趙家皇帝手頭緊呢？

“散青苗之害猶小，壞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