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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失去生辰綱的楊志就是這種典型的倒黴蛋）。

後來王安石進行變法，針對帝國大量的差役傷農擾民的現狀，實施了募役法（又稱免役法）。募役法廢除按戶當差，而由民戶按戶分攤出錢，由政府再出錢請僱人為吏應役。

在王安石看來，募役法是各項改革中更完善和成功的一項，既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又避免了農民服役誤傷農事，同時使吏員增加了經濟收入，保持了這一隊伍的穩定性和專業性。所以後來司馬牛（光）復辟，全盤推翻新法，王介甫聽到其他法令被廢都還鎮靜，只是一提到募役法也被廢，大吃一驚，說連這個也廢了，我可是和先帝一起商議良久，保證方無一失，怎麼連這個也要廢。

之後帝國政策反覆，在差役法還是募役法之間擺動，基本上是差募並行，整個帝國的吏人大約在四五十萬人左右，而在四五十萬人的大軍中，最終能靠吏員出職升為官員的，僅有千餘人，不到百分之一。

一方面是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行政資源和權力，一方面則是政治和經濟待遇都很差，還要同時承擔極大的風險，這必然導致另一種結果，就是吏員們可以利用政府賦予的權力魚肉鄉民，大肆斂財。而長期以來，官員是流動（流官）的，而胥吏們是固定的，到任官員沒有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去了解任所的社會資源和網路，而為了維持地方秩序，往往也不得不睜隻眼閉隻眼，由屬下的吏員們胡作非為。

無論你是多大的官員，都免不了常常受到吏員們的制約，如《三國演義》中的平原縣令劉備就被小小的督郵（全稱督郵書掾，傳達教令，督察屬吏，案驗刑獄，檢核非法）公然索賄，最後丟了縣令的官帽。被督郵搞丟差事的也不僅僅是劉皇叔，後來的陶淵明也是因為面對督郵的公然索賄，才感嘆“為五斗米折腰”是件很丟臉的事，惹不起還躲不起，乾脆辭官，使我們又多了一個偉大的田園詩人。

如果說劉、陶二人官職低下被欺在情理之中，那麼，有一些權傾一世的文臣武將也往往受吏員們的氣，這又該如何解說呢？清朝生前封貝子、死後封郡王，不可一世的乾隆朝一代寵臣、江湖傳聞中乾隆皇帝的私生子福安康從外面打仗回來到戶部報賬，竟也遇到戶部書吏們的公然索賄，書吏們公然對福大將軍說，如果公事公辦大將軍你的報賬單恐怕幾年也填不好，不如我們幫你填了，給點好處費就行。

對於封建時代的官員和平民們來說，他們就像取西經的唐僧隊伍，不管經歷了多少磨難，不管隊伍中是否有孫悟空這樣的能人，到了西天見了佛祖，但如果不向阿儺、伽葉這樣的“小吏”行賄，取經一樣無門，因為，胥吏們斂財的能力是無窮的。

理解了中國小吏們的社會地位和時代背景，你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黑宋江只是鄆城縣的一名普通小押司，但卻能揮金如土，在江湖上博得“及時雨”的名頭。宋江家只是一戶富農，絕對沒這麼多閒錢閒米任他揮霍，他的錢只有一個來處——灰色收入。

小小押司，看似位低薪薄，但遇到宋江這樣的能人，同樣是一個超級肥缺。在鄆城縣，辦事兒，找酸文人縣令時文彬未必管用，在鄆城真正能攬大事的人是呼保義孝義黑三郎押司宋江。

當然，像宋江這樣的吏員階層，是沒有安全感的，一旦入行，常常先自行出戶。和家庭斷絕關係以免連累親人是常情，而一旦社會動盪，由於這類人深諳民情，掌握底層資源，就很容易幹上造反這樣的行當，隋朝的翟讓、北宋的宋江、元末的陳友諒、明末的李自成，都是吏員集團的造反精英。

既然行走的都是一條“無間道”，逼上“梁山”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二

歷史上的宋江，確實在江湖中掀起了一陣腥風血雨。

與同時期造反起事的方臘起義相比，宋江起義雖然規模明顯小很多，但戰鬥力卻很強。

最初，宋江的隊伍起於河北，被朝廷稱之為河北劇盜，活動於京東東路等地，並引起了帝國高層的注意，趙佶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十二月的時候就下詔“京東東路盜竊發，令東西路提刑督捕之”，但同月又下詔“招撫山東盜宋江”。

不像《水滸》中的宋公明那樣沒骨氣，河北劇盜宋江並沒有理會朝廷拋來的媚眼，繼續轉戰于山東青（今山東青州）、濟（今山東鉅野）、濮（今山東鄄城）、鄆（今山東東平）等地，一時間橫掃齊魏，“官兵數萬，無敢抗者”。

後來被傳說為他們根據地的梁山水泊，他們曾在這一時期經常出沒，但時間並不長，這支起義軍的流竄性很強，並沒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