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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宗時期，關於梁山泊還有一個笑話，說當時王安石新法變革大搞農田水利建設，有個下屬向王荊公獻策，說如果把梁山八百里水泊的水放幹了可就是八百里肥沃的良田，得收多少糧食。王介甫聽了說，主意真不錯，明天我跟皇帝商量商量。這時候一個叫劉敞的手下冷冷地說，主意倒是不錯，不過得先讓人在梁山泊旁挖個八百里的坑，一來填八百里水泊得同樣多的土，二來梁山泊的水得有地方盛。王安石頓時明白這是一個餿得不能再餿的點子。

這則笑話的真實性很值得懷疑，因為記載這則笑話的筆記叫《涑水紀聞》——王安石的死敵司馬光的個人“部落格”。

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司馬光記載的笑話在國內大為流行，美其名曰填湖造田。

真正讓梁山水泊聞名於天下的則是宋江，《水滸傳》中宋江帶領著他的一百零七個兄弟在此出沒，風風火火闖九州，成為了家喻戶曉的傳說。

宋江是否在梁山泊起義已無證可考，但《宋史·楊戩傳》卻記載了太監楊戩為了迎合蔡京搞新法，在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一手負責創辦了“公田所”，即對國民的土地所有權證書地契進行審查，將所有權不明確的土地全部變為政府所有的公田，租給農民耕種收取地租。而梁山水泊是楊戩的重要目標。他認為八百里梁山泊應為官家所有，理應由公田所接收，而湖泊中的漁民們要在公家的湖泊裡打魚為生，就得繳納租稅或者使用費。楊戩將出入湖泊打魚的船隻登記在案，徵收水面使用費，不繳納水面使用費而進入梁山泊的船隻，以盜賊之名問罪。

楊戩的新政策出臺，很多老實本分的漁民、挖藕為生的百姓被逼無奈，鋌而走險做起了真正的盜賊，反抗官府。

梁山水泊人民的反抗運動興起的時間與宋江起義的時間重合，二者間應有極大的聯絡。

但歷史上的宋江帶領的起義軍更像一支游擊隊伍，《宋史·張叔夜傳》記載：“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兵莫敢攖其鋒。”而《宋史·侯蒙傳》稱：“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雖然梁山水泊也是他們曾經的活動範圍，但並沒有在此長期駐紮，而是四處轉戰。

但因為宋江在此活動過，所以梁山泊在民間漸漸演變成了一百零八條好漢聚義梁山的故事。

到了金朝，黃河改道，梁山泊水量慢慢枯竭；到大定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因“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泊水退，地甚廣，已嘗遣使屯田”（《金史·食貨志》），常年積水的情況已經不再；到明朝時，梁山泊一帶僅剩下幾個離開梁山的分散的小湖，大部分都成了可耕之地，已不再是常年積水的八百里梁山泊了。

關於《水滸》、宋史及其他

我想我們是被《水滸》誤導的一代。

從年幼剛剛識字，父母就讓我們看《水滸》的小人書，於是我們知道了仁義忠厚的及時雨宋江，樂善好施的柴進，打抱不平的魯達，魯莽豪氣的李逵，有仇必報的武松，足智多謀的吳用，一系列英雄的形象深入我們年幼的心中。

那時候我們心中的英雄就是能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梁山好漢，一百零八將，結義梁山，替天行道，做兄弟，有今生無來世，是何等的一種情懷。

然而當我們成年後，再回首去細讀這部至今仍被譽為“四大名著”的《水滸》，卻是另一種味道。

宋江是英雄，還是貪贓枉法的小公務員？李逵等好漢為何如此暴力，殺人不分青紅皂白，動不動就全家滅門？梁山好漢之間就真的是一團和氣嗎？宋江是怎樣取代晁蓋的江湖老大地位的？梁山號稱替天行道、劫富濟貧，他又劫了多少富，濟了多少貧，替天行過多少“道”？為什麼梁山好漢眼中的女人都命如草芥，不是母夜叉就是淫娃蕩婦？梁山一百零八條好漢，有幾個是因為吃不上飯而逼上梁山的？

這一切都經不起太多的拷問。每個時代造神都不需要理由，對《水滸》熱捧的原因很多，政治需要或是近代中國的衰落，民眾需要看似英勇實則血腥的故事來作強心劑，而《水滸》一書中赤裸裸地對於暴力和權力的迷戀，則被掩蓋和漠視，書評家們也大多選擇性失明。

如果現在對《水滸》進行評價，我認為《水滸》是四大名著裡文學價值最低的一部，它對整個國民的負面影響遠遠大於積極因素，尤其對未成年人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現在很多出版社依然將《水滸》列入青少年兒童必讀書，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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