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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有兩件無法預測的事情。第一，如果阿弗納錯了怎麼辦？第二，如果路易斯錯了怎麼辦？她跟恐怖組織頭子不一樣。關於她，我們沒有別的資料來核實。如果……哦，我不知道，如果她是個妓女，卡爾不願意給她錢才殺死他怎麼辦？”

“胡說，”斯蒂夫說。“你說的是卡爾嗎？你以為他會跟一個妓女吵架而讓這次任務面臨危險？為了趕走她，他願意付三倍的錢，甚至不惜一切。你的話站不住腳。”

在這點上，斯蒂夫非常正確。但是，“沒有吵架怎麼辦？”漢斯問道。“她是個妓女，僅僅為了把他的錢包搞到手，開槍把他殺了。”

“對，但是什麼都沒有丟失，”阿弗納說。“他的錢包恰恰還在他的夾克口袋裡。錢包裡有一百多鎊現金。”

“你明白嗎？”斯蒂夫說。“到底有什麼區別呢？如果她是因為要搞到他的錢包才殺的他，我們就把她放掉嗎？”

“有區別，”羅伯特說。“我們在執行任務。我們不要去追像‘開膛手傑克’那樣的妓女而停止手頭的工作。關鍵是，她不是妓女。如果她殺卡爾是因為錢，那麼阿弗納說得對，她應該搶才對。”

“但如果她是個設陷阱的女人怎麼辦？她設下陷阱之後就走了，另外一個人來把卡爾打死了。如果是這樣怎麼辦？”

“卡爾是被另外一個人殺死的？”阿弗納問道。“當他赤身裸體地躺在床上的時候？卡爾睡覺時從來不裸體。我跟他在一起住過。我知道。

而且，難道不是太巧合了嗎？卡爾把一個路易斯認為是僱來的槍手幹了之後被另外一個人殺了？那個首先盯上我的槍手？當我在倫敦的大街上被跟蹤之後？對不起，我不敢苟同。

“如果不是她殺的，也至少是她設好陷阱讓別人來殺的。”

“對，”羅伯特說，“我們又回到了起點上。如果路易斯是對的，我認為就沒有多少懷疑了。是她殺了卡爾——是一個人，還是跟其他人一起，關係不大，如果他是對的話。當然，如果阿弗納也是對的話，即照片上的那個女人跟那個女孩是同一個人。”

漢斯轉向阿弗納。“呃，”他說，“你敢肯定照片上的那個人就是她嗎？”

“敢。”阿弗納說。

“你相信路易斯的話嗎？”

“我正準備相信，”阿弗納回答道。“你呢？”

他們面面相覷。到目前為止，路易斯從來沒有給他們提供過錯誤的情報。即使在格拉如斯，無論薩拉米還是阿布·達烏德參加那個會議沒有，教堂裡確實有三個阿拉伯武裝分子。

跟伊弗裡姆核實也毫無意義。“穆薩德”絕不會允許他們在荷蘭殺人，不管這個人是否殺了他們的同伴。跟他核實只能使他們陷入一種違抗命令的境地。斯蒂夫站起來。“夥計們，夥計們，”他說。“我們在等什麼呢？”

事實證明，他們在等路易斯告訴他們那個金髮女人回荷蘭了。這個情報到得很慢——但他們在等待的同時並沒有放棄執行任務。那個夏天有幾個假警報——既有關於那個女孩和薩拉米的，也有關於阿布·達烏德的——直到8月中旬左右，路易斯才傳來肯定的情報。那個女孩珍妮特七八天之內會到胡恩。

當天晚上，羅伯特又動身去了比利時。

這一次他不是去設計新型炸彈，在胡恩使用炸彈有幾個不利因素，其中一個因素就是，把炸彈放在金髮女人的遊艇上不足以讓他們產生滿足感。他們想親眼看見她死。

事實是，他們都特別恨她。但跟恨其他目標，包括阿里·哈桑·薩拉米還有點不一樣，後者與個人無關。雖然直到很久以後阿弗納才把這種區別說出來，但這種感覺可以毫不費力地感覺出來。殺恐怖組織頭子是為了復仇——純粹是復仇，為慕尼黑的十一個以色列人復仇——完全不存在個人之間的仇恨。他們瞭解名單上那些恐怖分子的所作所為，甚至尊敬他們，就像獵人尊敬一個狡猾、堅決的獵物一樣。但對那個金髮女人不一樣。

她殺了他們的一個朋友——一個兄弟，一個並肩戰鬥的同志——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屠殺自己同胞的“敵人”。但還不止這一點。阿弗納想，如果卡爾是在街上被一個普通的恐怖分子開槍打死的，他們不會那樣恨他。問題是，那個金髮女人是透過欺騙的手段殺死他的，剝奪了卡爾死在一個勁敵手裡的尊嚴。一個女人把自己的性別當作武器，利用男人一時的脆弱——孤獨——剝奪了他的生命。她把庇護所變成了陷阱。在他們心裡，一切習慣性的男人傷害女人後感到愧疚的心理徹底逆轉了。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