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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掩上窗簾。

那輛日本車關掉燈，呼嘯著開走了。好像是意識到要掉頭，並且從房子前再經過一次，開車的那個人才機智地把車牌上的燈關掉。阿弗納未能看清車牌號。那輛車好像是新型的豐田汽車。

五分鐘後，電話響了。

“你門上有一封信。”阿弗納拿起電話，聽見一個男聲說。那個人立即把電話掛了。雖然他說的是流利的英語，但阿弗納覺得能從中辨別出一種口音，一種熟悉的口音。如果那個人的母語是希伯來語的話，他不會感到吃驚。

阿弗納決定還是不要冒險。雖然他認為那封“信”不會爆炸，但為什麼要冒險呢？在黑暗中在門前摸來摸去，正好成為伏兵的目標。不管這個伏兵是無線電控制的炸彈也好，還是一支槍也好。為什麼要冒險？不管那個人在門口留的是什麼，他都可以等到明天早上再來看。

“沒什麼，”他對肖莎娜說。“回去睡覺吧。”

那天晚上，他沒有睡多少覺。

天亮之後，大街上開始有人活動了。阿弗納穿好衣服，從後門出來。他圍著街區走了一圈，沒有發現可疑之處，然後回到前門。他一眼就能看見門框和門之間塞著一個小小的信封。看起來不會有什麼傷害。很小，很薄，不可能是一顆信箋炸彈。儘管如此，他還是小心翼翼的。好像沒事：紙張不軟，沒有滲出水珠，也沒有杏仁蛋白軟糖的味道。

阿弗納小心地把它開啟。裡面除了女兒的一張快照之外，什麼也沒有。阿弗納認出這張照片是他夏天照的。這張照片洗出來的就這麼一張。雖然他們留著底片，但為了省錢，他們只洗出來了一套，寄給了以色列肖莎娜的父母。信封裡的那張快照一定就是這套裡面的。別的地方沒有。

照片上是阿弗納女兒的特寫鏡頭，腦袋向一邊斜著，表情古怪地看著照相機。兩根手指頭緊緊含在嘴裡。

不知是誰在她的額頭上畫了四個同心圓圈，中心有一個墨點。是個最佳靶子。

他的女兒。

阿弗納竭力保持鎮定。

不可能是恐怖分子。如果他們找到了他的話，是不會警告他的。沒有什麼好警告的。他們會想方設法把他殺了，甚至他的妻兒，不會把快照送給他，在上面畫上靶子。

他們甚至搞不到這張照片。沒人搞得到。沒人搞得到，除了……

這是一張他們寄到以色列的照片。寄到以色列的！

他別無選擇：他只好把它拿給肖莎娜看。“就是這張，”他對她說。“我要回去。不管用什麼方式，都要解決這個問題。”

“不行，”她說。“我不讓你走。我們可以躲起來。我不在乎。你不要去。我要揭露他們的醜事。我要給《紐約時報》打電話。”

“這很容易，”阿弗納說。“讓我想一想，你知道，我都沒想到是他們。我的意思是，沒想到是我的頂頭上司。也許那裡有些卑鄙的傢伙想當英雄。如果我回去告訴他們……”

“不行，”肖莎娜說。“我不關心是誰。你一旦回去了，就回去了，你的頂頭上司，算個屁！也許他會說，‘對不起，我什麼也不知道。但既然你回來了，我們有些事還沒幹完。’你以為我不瞭解他們？我比你還了解他們。”

阿弗納吃驚地看著他的妻子。她當然是正確的，絕對是正確的。他確實會這樣說，不管他說的是不是事實。不管這個想法是他的，還是別人的。

“我們得讓她上幼兒園，”他說。“我們不可能白天黑夜地盯著她。我們兩個人都得工作。雖然我覺得他們不會怎麼樣，但他們也許會怎麼樣。雖然不會傷害她，但是……如果他們把她帶回去，我們就沒辦法了。讓我想一想。

“我要給我的弟弟打電話。我要貝爾過來和我們一起住。”

“你怎麼付得起他的機票？”肖莎娜問道。

“別擔心，”阿弗納說。“我會搞到錢的。”

他所謂的搞到錢就是從他的朋友，他開的計程車的業主那裡去借，並答應每週償還一部分。母親最喜歡的小弟弟現在已經二十一歲了，剛剛服完兵役。在阿弗納看來，他一直是個頭髮蓬亂、骨瘦如柴的小孩。當年他一邊在部隊裡服兵役，一邊照顧他。如果他回來休兩天假，母親就會說：“幫我一個忙，今天下午帶一下你弟弟，讓我去買點東西。只要幾個小時就行。”

貝爾按計劃到達。他長得跟父親一模一樣。阿弗納想，他希望自己也是這副長相：金色的頭髮，藍色的眼睛，比德國人還像德國人。只是不太高。父親年輕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