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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官方的聯絡。他們不受任何提供秘密服務的程式與規則上的約束。他們是獨立的。他們是在為一個國家工作——但又不是。

伴隨著動盪不安的20世紀60年代聲勢浩大的毒品—文化—反擊—越南—戰爭—環保主義—女權主義一新左翼運動，大批無政府主義武裝分子湧現出來。在這方面，他們與那些一夥一夥的自發的無政府主義武裝分子並沒什麼兩樣。這些恐怖分子也是在為一個國家工作。但是1972年，很少有人作這樣的聯想。

為什麼直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的多數自由評論家和政治家才去這樣聯想，原因很多。首先，在20世紀60年代，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對恐怖分子擁護的許多事業和觀念給予了巨大的、並不是不應當的同情。儘管絕大多數西方人並不同情恐怖分子採用的方法或“策略”——蓄意謀殺、搶劫、劫機和綁架——許多人容易把狂熱的暴力分子看作是把當代優秀思潮不幸推向極端的一些不太穩定、不太成熟的個體。

第二，某國總是在其政府公告中譴責或者至少是不歡迎多數形式的恐怖主義。該國外交部長在一次大會上說，“某些恐怖行為導致了慕尼黑悲劇的發生，這是不能原諒的。”從事該國政策研究的專家們基於某些理由指出，一直以來，無政府主義者與正統的共產主義者之間存在著一條鴻溝。後者把前者看作是“小資產階級浪漫主義者”，“客觀上”對“無產階級的勝利”只有阻礙作用。事實上，一些恐怖集團有時候也在公共場合表達他們對“帝國主義”和“西方殖民主義”的反對——儘管在情感上，他們總是非常小心地不讓語言付諸行動。

第三，西歐、美洲、第三世界和中東如春筍般崛起的恐怖集團的雜亂無章、支離破碎、混亂不堪、自相矛盾的人生哲學，很難被看作是單個的政策或想法。有的是宗教狂熱分子，有的是極端民族主義分子。

當然，世界上的罪惡和緊張不安並不是某一個國家發明的。他們只是認識並且利用了它們。他們不會留下沒有拆線的傷疤。如果可以使傷口更加潰爛的話，他們就不會讓傷口癒合。如果爆發了一場衝突，他們會把這場衝突演變成一場戰爭。如果出現了一件事——不管合法與否——他們會等待一個狂熱分子出來把它推向極端，然後給他提供武器。如果沒有出現這樣的事，他們就會挑起這麼一件事。他們精確地估計到，如果給恐怖分子提供補給和訓練的話，不用它明確指示或指導，恐怖分子都會四處活動。接下來肯定就要慘禍連連了。

然而，在1972年，這一點還不為人普遍知曉。那些掌握情報的人疑慮重重了，並開始收集證據。但有時候他們會因為太快說出來而失去別人的信賴。其他人如阿弗納，儘管掌握的分類資訊很少，但具備一些經驗和很多常識，他對此也開始懷疑了。儘管阿弗納不知道“誰受益”這個拉丁詞語的意思，但他很快向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誰從中受益？把周圍那些可愛的水攪渾了，一定會有人前來釣魚。

如果這樣，阿弗納自己也許就要來釣一釣魚了。就在這潭渾水裡。

在法蘭克福，安德雷斯的女朋友伊馮接了電話。幾年前阿弗納第一次給安德雷斯打電話時，跟他說話的可能就是她。自那以後很長時間以來，伊馮不再懷疑他了。她甚至為阿弗納做過一頓晚飯。她是個淺黑膚色的女人，非常引人注目——實際上，因為她阿弗納有點嫉妒安德雷斯——還有一雙大大的藍眼睛。比他們兩個人都高一兩英寸。

阿弗納決定隨機應變。

“聽著，伊馮，”他說。“我在瑞士。安德雷斯在嗎？我……碰到麻煩了。”

電話那頭遲疑了一會。

“等一等，”伊馮說。“別走開，我去給你找他。”

一分鐘後，安德雷斯來接電話了。聽起來有點氣喘吁吁。“對不起，”他說，“我正要出去，有事嗎？”

“我碰到麻煩了。”阿弗納說完這句話就等著他開口。他的第六感覺告訴他，自己說得越少越好。

“你想來我這裡嗎？”

“就是這個意思。”阿弗納說。“去你那裡就是去另一個國家。”他喘了一口氣好像還有話要說，正等朋友打斷他。

他打斷了他。

“好吧。你不要在電話裡說了，”安德雷斯說，“你有錢嗎？”

“有。”阿弗納說，“我有的是錢。我有很多錢。”

“你在蘇黎世嗎？”安德雷斯問道，“不要緊。不管你在哪裡，現在去蘇黎世吧。去找一個名叫連茲林格的人。”他把這個名字拼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