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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嗎？”

“我要……”阿弗納說。“……我要想一想。我一週後告訴你們怎麼樣？”

他不知道是什麼使他這樣猶豫不決。也許是他的第六感覺，當然，不是危險。阿弗納不在乎危險，二十五歲時就不在乎，在部隊裡待了四年，參加過“六日戰爭”，在國外執行過任務之後就更不在乎了。那他為什麼猶豫呢？因為肖莎娜——事實上，肖莎娜已有身孕，阿弗納幾個月前就知道了。她是那樣纖弱，五個月了幾乎還看不出來。但不是因為肖莎娜。在戈爾達·梅爾的房子裡，“穆薩德”的頭目讓他去執行一項任務——他猶豫了！

扎米爾將軍搖了搖頭。

“給你一天時間考慮。”他說。“誰要是無法在一天之內做出決定的話，那他就永遠做不成這件事情。”

沙龍將軍伸出手來。

“你也許再也見不到我了。”他對阿弗納說。

“那……就讓我祝你好運。”他盯著阿弗納的眼睛。“無論你做出什麼決定都祝你好運。”

要是他能問他們一些問題就好了！但他知道不能。是不是像埃利·科亨的那項任務呢？像他父親的嗎？是不是要變成一個“鼴鼠”那樣的長期潛伏的間諜？

戈爾達·梅爾回到房間。阿弗納的腦袋裡又變成了空白。

“怎麼樣？”她問道。“都定下來了嗎？”

“定下來了。”扎米爾簡短地回答道。接著又補充道：“明天才知道，但……已經定下來了。”

儘管阿弗納腦子裡一片混亂，但他還是注意到了老闆和總理兩個人匆匆的一瞥，他還注意到總理輕輕搖了搖頭，好像在說：“我告訴過你們，沒有那麼容易。”將軍的那一瞥好像在說：“不要擔心，這個不成就換一個，我們會安排好的！”但這只是他的想象而已。

戈爾達·梅爾——這不是他的想象——走近他並用手臂攬住他，和他並肩走出房間。他們一邊沿著走廊走著一邊說著話。“代我向你父親問好。”戈爾達說。“也向你妻子問好一她叫什麼來著？——向肖莎娜問好……我真的祝你好運。”她在門口跟他握手時又補充道：“記住這一天。我們所做的事情正在改變猶太人的歷史。記住，因為你是其中一員。”

阿弗納沒想作答。他感到迷惑、恐懼，同時也深深地感動。他想知道她說的是什麼。他希望自己臉上那種一成不變的笑嘻嘻的表情不會顯得太愚蠢。他在一旁看看戈爾達·梅爾和老闆、沙龍將軍一一握手之後，消失在門背後。

扎米爾將軍冷漠的聲音讓他回到現實中來。“你當然知道，”他說。“不要跟你父親提這次會見的事情，也不要跟你妻子提，不要跟任何人提。無論你做出什麼樣的決定，這裡發生的一切只與總理和我們三個人有關。”他停下來。“好了，到車裡去等我。”他說。“我還有一兩件事要談。”

阿弗納在車裡等著。他仍然不太相信眼前發生的一切。在現代社會，特工們可不希望直接得到國家元首的邀請，無論是在以色列還是在其他地方都是這樣。在過去，如果事關重大，統治者們也許會直接下達任務。而在今天這樣複雜、不受個人感情左右的有組織的社會當中，這樣的直接接觸幾乎是不可思議的。

很可能——雖然這也是猜測，阿弗納當時無法知曉這一點——戈爾達·梅爾選擇，或者接受別人的建議選擇這樣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是為了強調這個要求是多麼不尋常。她自己也許已經感到——當然也成功地使阿弗納感到——以前從來沒有讓以色列士兵做過要他做的這件事情。

原因之一也許就是，以色列人對於暗地裡的暴力行為總是有一種矛盾心理。確實，在洛德和慕尼黑慘案發生之前很久，以色列在反恐、反欺詐和反顛覆方面一直是孤軍奮戰。比如1956年，埃及授意敢死隊首次入侵以色列之後，他們用包裹炸彈炸死了陸軍上校哈費和穆斯塔法，以及埃及兩個負責敢死隊恐怖活動的情報官員。在以色列，這樣的行為比在其他大國更具爭議。那些大國——不僅是蘇聯、美國和英國——為了國家的利益總能接受使用某種武力：這是以色列從來不敢苟同的。持證殺人的特工還沒有被以色列人（或猶太人）接受。

戈爾達·梅爾在場的第二個原因——阿弗納當時也不知道這一點——也許是由於“穆薩德”的內部政治鬥爭。1972年夏天，扎米爾將軍因為不能阻止像洛德和慕尼黑那樣的恐怖襲擊，心理上蒙上了一層陰影。軍事情報專家阿哈龍·亞瑞弗將軍被任命為“恐怖主義事務特別助理”，據說拿走了老闆對“穆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