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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願意。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他有一種更為強烈的徒勞無益的感覺。

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暗殺這些敢死隊的頭頭們本來純粹是為了報仇。一顆炸彈為約瑟夫·古特弗洛德報仇，另一顆炸彈為莫什·溫伯格報仇，一打子彈為漢納·瑪隆失去的一條腿報仇。正如戈爾達·梅爾在議會里說的那樣，雖然政府不能向以色列人民保證將恐怖活動全部消滅，但他們保證，要剁掉傷害過他們的人的一隻手。他們要讓那些殺害猶太男人、猶太女人和猶太孩子的人付出高昂的代價——這是一千多年來首次提出的。阿弗納看不出來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如果說有什麼的話，他為自己能成為一把剁掉敵人的手的利劍而自豪。

但是，除了報仇之外，他們這次的任務對世界上針對以色列的恐怖活動會起到一個抑制作用，並不是完全阻止——那是不現實的—但至少可以使其放緩。砍掉伊弗裡姆說的那些惡人的腦袋，就像他們現在正在做的那樣，應該會對惡人們產生一些影響。

如果伊弗裡姆正確的話。

但伊弗裡姆正確嗎？這確實是個問題——但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惡人頭上又長出了新的腦袋，好像砍掉這些腦袋會刺激新腦袋的生長似的。自他們執行這項任務以來，恐怖頭子在馬德里殺害了巴魯克·科亨，還發出了一系列書信炸彈，有些擊中了目標。書信炸彈充斥於曼谷的以色列大使館。3月，他們在塞普勒斯殺害了一名以色列商人。4月，他們在羅馬殺害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名義大利僱員。貝魯特突襲的當天，恐怖分子在幾分鐘之內殺害了以色列駐塞普勒斯大使及其家人。他們還企圖炸燬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幸好被一名空中警官及時阻止。布迪亞死亡三天後，他們在華盛頓特區槍殺了——據“巴勒斯坦之聲”電臺聲稱，這是為布迪亞報仇——以色列軍事專員約瑟夫·阿龍。大約三個星期以後，“人民陣線”和“日本紅色軍團”的一些人聯合劫持了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飛往阿姆斯特丹的波音747飛機。途中，他們的女頭領企圖用手榴彈自殺。飛機被迫在中東繞了四天之後，在班加西被炸燬。不過，乘客事先被放出來了。8月5日，“阿拉伯國家青年”組織的兩名殺手在雅典襲擊了環球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這架飛機從特拉維夫起飛，一落地就遭到襲擊。這次襲擊造成五名乘客死亡，五十五名乘客受傷。一個月以後，五名“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企圖在羅馬用兩顆蘇聯“地對空7”熱追蹤導彈，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噴氣式客機打下來。就在一個星期前，9月28日，兩名來自賽誇的敢死隊員和敘利亞支援的恐怖分子，在奧地利劫持了一列火車，車上全是俄裔猶太難民，以此作為人質，來逼迫奧地利布魯諾·克萊斯基總理答應關閉為移居以色列的猶太人提供的薰瑙城堡臨時營地。阿弗納認為，這個行動是敘利亞轉移以色列政府注意力的一部分，讓以色列政府注意不到阿拉伯人即將發起的進攻。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成功了。

克萊斯基總理的軟弱激怒了戈爾達·梅爾。在戰爭爆發前夕，她不聽部分內閣成員的建議，飛往維也納，企圖讓奧地利領導人改變主意，結果無功而返。恐怖分子非常狡猾，把行動地點定在這裡，是因為克萊斯基是個社會主義者，碰巧又是個猶太人。從歷史上看，在所有的歐洲領導人中，他是在威脅面前最有可能屈服的。

這些只是這一年中影響較大的恐怖活動，還有一些較小的或者不太成功的恐怖活動。仔細想一下，很難說突擊隊的行動對恐怖主義威脅產生了什麼影響——不過，阿弗納也得承認，如果那九個恐怖頭子沒有被幹掉的話，這期間會發生什麼也很難說。假定那些阿拉伯人還沒有對他們的工作徹底失望的話——對於阿德宛、納傑爾、布迪亞和漢姆沙裡這樣的人，這樣的假設是合理的——他們很可能還會組織一些恐怖活動，如果他們還沒有失去行為能力的話，還會同樣的殘酷無情。

伊弗裡姆的惡人仍然活著，而且活得好好的。新腦袋一個一個地長出來。有些甚至比被替代者更加窮兇極惡，卡洛斯就是一個例子。

阿弗納的理想破滅還有一個原因。1973年夏天發生的事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他們一直有這樣的懷疑——事實上，他們第一次通報情況後卡爾就問過伊弗裡姆——但一直到6月他們才確切地知道這一點。

他們不是惟一的突擊隊。

1973年6月，羅馬的一顆汽車炸彈炸死了兩個阿拉伯恐怖分子。阿弗納和其他人碰巧接到了託尼的一個問題，讓他們非常迷惑，這樣他們才知道這件事。託尼想知道阿弗納是不是覺得他